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马亮
语言教育兹事体大，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语言教育的方向发生了严重偏离，那么就可能导致遗患无穷的影响，有时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最近，因为把小学语文课本中一篇文章的“外婆”改为“姥姥”，上海市教委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受到了公众和舆论的厉声讨伐。在上海市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一篇题为《打碗碗花》的文章原著使用的是“外婆”，但是编者却将该词改为“姥姥”。
网民对此表示质疑，而据称是上海市教委的回应称，虽然都指“外祖母”，“姥姥”是普通话用语，而“外婆”则是方言用语。尽管上海市教委对公众公开道歉，并决定停用产生争议的教材，但是此类事件显然绝非偶发，其背后反映了教育主管部门对待语言和教材的态度出了问题。
从国家统一和方便交流的角度而言，推广普通话是完全值得支持的一项公共事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说普通话，会极大地便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于维护国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也至关重要。但是，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反过来说，人们会说方言，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不会使用普通话。因此，假借推广普通话之名去消灭方言，可能从出发点上就是错误的。
实际上，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普通话中的许多用词用语最初都源自于方言，只不过后来大家用得多了，反倒并不认为它们是方言了。比如，事件中引发争议的“外婆”和“姥姥”，可能最初都来自于外族语言。这意味着汉语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博大精深，就在于广泛吸收方言和各种外语的精华，并将其融入到汉语体系之中。如果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去推广普通话和消灭方言，那么反过来可能会让汉语的丰富来源枯竭，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干枯语言。
与此同时，语言背后也反映了南北之间的地域语言文化之争。南方人多用“外婆”，而北方人多用“姥姥”，教材争议背后也有南方人感到被冒犯了的缘故。与北方地区相比，南方地区山多河多，这令南方各地的方言类型也多。所以在南方地区，常常是隔一条河或隔一座山，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方言。
目前广泛通用的普通话主要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这使许多南方人会感到不适应。比如，许多南方考生在参加高考时，面对语文考卷上的语音题，往往不得不死记硬背。这是因为南方人通常前后鼻音不分，这让他们无法找到某些普通话发音的微妙差别。当北方人看“春节联欢晚会”时开怀大笑时，南方人则可能摸不着头脑。所以，南方人会热衷于周立波的“海派相声”，也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方言传统，避免被北方语言所主导。这也是为什么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谈会自费发起方言保护行动，推动方言调查“響應”计划。
语言教育兹事体大，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语言教育的方向发生了严重偏离，那么就可能导致遗患无穷的影响，有时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以新加坡为例，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就坦言，如果当初能够在学前教育阶段推行母语教育，那么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不至于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当然，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教育方面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新加坡的学生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会有Singlish的口音，这也可以说是英语中的方言），而且都能够掌握基本的母语技能（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
在语言教育方面，香港也经历了类似的语言教育危机。在1997年回归祖国以前，香港教育是以粤语和英语为基础的双语教育。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在董建华任特首期间，政府推行“三言两语”的语言教育政策，即英语和汉语，汉语包括普通话和粤语。政府的用意和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执行时却让学生们苦不堪言，因为同时要掌握两种语言的三种不同发音。学生们的家长也无所适从，经历了同样糟糕的阵痛历程。当然，随着大陆和香港的经贸文化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认识到这种语言教育政策的用心良苦。
当然，除了对语言的态度以外，此次事件也反映出教育主管部门和教材编写机构在对待原著上的态度方面出了问题。作为语文课本的编者，却缺乏最起码的学术规范，擅自修改原作者的用语。如果不是有网友爆料，想必涉事文章的作者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竟然会遭到这种肆意篡改。
作为语文课本的编者，其职责是选取和编排作品，而没有删改这些作品的权力。显然，这种删改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教材编写机构长期以来的做法。在教材编写者看来，他们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决定某篇作品是否入选语文课本。但是，这种决定权却不能剥夺原作者对其作品完整性的保留权利。对此，应考虑制定具有约束性的制度，保障原作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许多优秀作品被教材编写者任意“阉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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