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缺乏合适的产业政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功

　　香港必须制订清晰明确的产业政策，寻求良好的产业协调模式，集中资源加以发展。在金融和房地产“两枝独秀”的今天，一定要明确，香港就是“亚洲的旧金山”。

香港缺乏合适的产业政策

　　2018年，香港大学宣布，该校的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研制出一种新型抗体药物（BiIA-SG），在小鼠身上成功进行实验。据介绍，该药物能有策略地伏击艾滋病病毒，保护细胞不被感染。另外，基因导入的BiIA-SG可以在小鼠体内持续发挥功效，并且清除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细胞。这项研究成果已在最新一期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期刊《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成就非常引人瞩目。

　　长期以来，“银行多过米店”的香港经济究竟应该想何处去？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因而过去就有了香港经济“被边缘化”，“香港经济只能依附于中国大陆”等等说法。众所周知，香港的经济地位特殊，地域狭窄，人口众多，过去因为制造业产业转移往大陆地区，因此香港基本完全失去了制造业，只剩下发达的金融业以及房地产做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不过，房地产的繁荣又带来了成本价格的上涨，这使得一般的产业基本难以落地生根，对其他可能的产业造成严重挤压，让香港经济锁定了金融和房地产两大产业部门，“两枝独秀”，这对于香港经济的发展非常不利，失去了产业转圜的空间，居民就业和收入提升的渠道变得非常狭窄。

　　香港在“97”之后，转眼21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但香港经济依旧受困其中，不能自拔，香港政府也没有提出有力、有效而富有明确前景的政策，推动香港经济彻底走出“两枝独秀”的泥沼，非常令人遗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深入研究起来，恐怕也与特区政府的产业政策的犹疑不决以及产业政策研究人才的匮乏有关。实际上，香港的产业复兴是有机会的，关键是要看清楚香港要成为“亚洲的旧金山”——这种产业复兴之路的方向与时代大背景。

　　现在的时代，教育产业已经不仅仅是“读书育人”那般简单了，教育产业已经构成为社会发展中至为重要的生产力资源。美国就是这样，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美国发达而繁荣、事实上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产业密切相关。香港恰恰有着亚洲区极为优秀的教育产业，香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是一所国际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通常也被认为是亚洲最具名望的大学之一，有亚洲“常春藤”之称，更是英国在东亚成立的唯一一间大学。香港大学作为跨学术领域的综合大学，其以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工程学、会计学、生命科学及医学见长。港大的医学院是全球第一个成功鉴定及上报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病原体）的研究单位，港大的牙医学院在2016年及2017年连续两年全球排名第一。港大以及香港其他大学，本来就为香港发展生物科技产业，让香港成为“亚洲的旧金山”，奠定了极为良好的产业基础。

　　事实也正是如此，香港的科技教育界有能力依靠大陆地区的庞大消费需求而与之结合，创造出世界生物科技产业的奇迹。

　　香港大学发明的“导流杂交”的专利技术，授权给广东凯普生物科技集团，双方研发团队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低密度医疗基因芯片的平台HybriMax，成为凯普目前核酸分子诊断的核心系统。由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陈佩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的一套软骨组织再生技术，能够利用自身的细胞，主要是骨髓中的干细胞，培植全新的一套关节组织，并构建至适当的形状大小，可以作为软骨组织修复移植之用。这种相较于传统的疗法，通过移植病人其他部位的健康软骨组织作修补，新疗法不需损伤到健康的软骨组织，病人在手术后有望更快康复，而且没有并发症。这种疗法不但是在人口庞大的中国，甚至就是在世界各国也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关键是要看到中国庞大的市场消费潜力。中国是一个人口老龄化极为严重的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高达2.41亿人，几乎与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当。按照一般的规律，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所需要的生物医药支持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客观规律，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生物科技发展很一般，只是近年来才刚刚开始启动。所以，与香港近在咫尺的中国庞大消费人口的需求，在客观上就奠定了香港发展生物科技产业的良好基础，关键是香港特区政府要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

　　应该指出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认识到科技对于香港未来的重要性，开始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

　　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建设了科技园，现在这家香港科技园，已经汇聚了超过630家科技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创业培育计划现在正培育着超过260家初创企业。现在香港科技园公司提供的科研基建和专业服务，包括培育服务及投资者配对，以支持科技初创企业。香港交易所方面也打开了自己的渠道，推出了“上市之路”的平台，开放给处于不同阶段并计划募集资金及准备上市的所有科技公司。香港交易所的选择，现在主要针对包括来自生物医药科技、电子、绿色科技、信息和通讯科技，以及物料与精密工程产业。

　　评估这些年来的特区政府产业政策，第一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早于1998年就决定研究发展创科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他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为创科产业的未来发展勾画出一幅蓝图，提出以50亿港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此后，曾荫权任内又为香港提出了“六大产业”，其中包括教育、医疗产业。不过后来，在梁振英任内，由于大量医院要求占用更多的香港稀缺的土地资源，实际又宣布了教育和医疗产业的“事实结束”。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的产业政策，摇摆不定，执行不力，说的多，做的少，资源投放与科技产业的发展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成效不彰。即便是现在，特区政府追踪扶持的科技产业，也几乎分布于现在世界上所有热门的科技产业。政策面的跟风趋势明显，是一种“撒米喂小鸟”式的产业政策。很显然，香港特区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源，同时“培育成功”所有这些热门的科技产业，除非香港特区政府将自己的产业发展责任以及政府的科技产业政策，视同为一种企业级别的风险投资行为。

　　其实，香港的科技资源已经为大陆所重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大陆资本。比如红杉资本就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香港高校科技界十余位科技超级大咖，共同成立了“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暨青年创业服务系统”。其中的基金将支持120个早期项目，50多个天使专案。按照计划，这个基金每年将投入200至300万港币，新鸿基地产将免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近一万英尺的研究办公及实验室场地。

　　香港产业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大致方向虽然明确，但野心过大，产业分布面过大。这样的产业政策，可能更符合资本的观点，但不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同时发展起来如此多的产业，即便是美国的旧金山，也就是以一个生物医药在世界上最为著名。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将自己做成“亚洲的旧金山”就已经足够。要知道，生物制药行业是美国加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而旧金山又是加州的支柱。2011年，加州生物科技公司2323家，雇用员工26.7万人，产值115.4亿美元。其中的旧金山，吸引到的风险投资，生物技术领域就占到了30%。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生物科技不可分，生物科技的创新严重依赖信息技术，实际两类科技总是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的，而生物科技的致用性决定了它是产业的真正领头羊。

　　关键问题是，香港必须制订清晰明确的产业政策，寻求良好的产业协调模式，集中资源加以发展。在金融和房地产“两枝独秀”的今天，一定要明确，香港就是“亚洲的旧金山”。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