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医生为何反对加薪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功

　　西方政治阶级引发社会的普遍不满，这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转型问题，实际发达国家也有转型问题，而且影响更大，应该引起重视。

加拿大医生为何反对加薪

　　还有人抗议加薪？没错。在加拿大魁北克省，700多名医生及医科学生发起联名抗议，反对政府的涨薪方案。根据《华盛顿邮报》7日报道称，魁北克医疗保险医生组织（MQRP）2月25日发起一项网上请愿，要求政府撤销为当地1万名专科医生加薪的方案——每年加薪1.4%，预计在2023年将总薪酬从现在的47亿美元增加到54亿美元。

　　公开信写的义正词严，是以魁北克主要官方语言法语发布：“我们，魁北克医生，相信强有力的公共系统，反对医疗联合会近期议定的加薪。”医生为何抗议加薪？

　　这件事情的确事出有因，而且还得从当地其他同行业职工的艰难处境说起。

　　今年1月份，加拿大的一位当地护士艾米丽•里卡德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引发网民的极大关注，获得超过5万次转发。照片中的艾米丽•里卡德面容憔悴不堪，令人不忍直视，获得了极大的同情。艾米丽表示自己刚刚经历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夜班：作为整层楼里唯一一名护士，她需要照看70多名患者；为了防止自己睡着，甚至不时用钳子夹自己。她将矛头直指魁北克卫生部，认为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改革并不成功。而像她这样超负荷工作现象，在魁北克护士群体中并非特例。《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近几个月，当地护士工会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解决护理人员短缺问题，并且制定法律限制护士的工作时间。与此同时，该省的护士还曾举行了多次静坐示威，以争取改善工作条件。

　　所以医生们反对给自己加薪的原因清楚了，这些抗议加薪医生是为支持改善护士们的待遇，魁北克医疗保险医生组织在公开信中写道“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加薪，因为很多护士、文员等处于医疗系统的底层，处境艰难”。

　　魁北克医疗保险医生组织主席伊莎贝尔•勒布朗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基本上，用于维持医疗卫生系统的资金是有限的。给医生的越多，给其他职工的就越少。”公开信中还表示，近年医疗系统预算大幅削减，病人难以获得必要的服务，而“唯一不受预算削减影响的，看来只有我们的薪酬”。请愿者希望调涨的工资能够回流公费医疗系统，在魁北克卫生系统中重新被分配，在解除其他职工艰难处境的条件下，改善民众的健康，满足患者的需求，缓解当地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现象。

　　据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84名医生参与到反对给自己加薪的请愿。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年2月，魁北克医疗联合会和政府达成协议，为该省的1万名专科医生每年加薪1.4%，预计在2023年将总薪酬从现在的47亿美元增加到54亿美元。而这些医生的意愿是，要放弃将要增加的部分，也就是7亿美元，交给护士们，提高他们的薪酬。按照目前的数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魁北克劳工组织的数据，加拿大护士们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万美元。

　　与医生们高尚的抗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拿大政府官方的政治回应。

　　就在请愿发起后不久，魁北克省卫生部长巴莱特回应称：“如果他们觉得收入过高，可以将钱放到桌子上。我保证能好好利用。”这个加拿大的政治家巴莱特还表示，医疗从业人员的工作处境必须引起全面重视，其中包括护士。“我们有钱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我们有花不完的钱，但我们有能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接受CNN采访时，巴莱特表示支持这一请愿的医生仅占小部分，除非大多数医生投票赞成，才会撤销这一方案。

　　在西方，现在的确有不少这样的官僚主义的政治任务，他们身居高位，对于基层社会的苦难生活漠不关心，一律以打官腔的方式来应对，一幅高高在上的模样。现在的西方国家，很多时候，都可发现类似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人物，因为民选而上台，但上台之后他们利用民选机制的弱点，集中资源为自己服务，在政治上化妆自己，利用原本的民选工作和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或是经济利益，就像美剧《纸牌屋》里所表现的一样，这一大票人马在西方社会中变成了专门“混政治”、“玩政治”的人物，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政治阶级。

　　前些时候，还有一例子。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普通而并不富有的小镇，一位捡垃圾的盲流，意外在垃圾桶中发现了几张这个镇政府官员的收入清单，他在这张清单中发现，原来这个并不富裕的小镇官员们不但拿着惊人的高薪，而且出入都是乘坐专门的私人飞机旅行。他把这张清单公开了，这个小镇官员们的反应比加拿大的政治官僚们强一点，他们赌咒发誓，今后几年将不会再领工资了，他们要“免费”为小镇的市民服务。

　　西方的政治阶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精英体系，甚至从中小学开始就开始培养和塑造。他们虽然为社会深恶痛绝，但的确人数不少，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他们颠倒了基本的社会原则，将社会服务演变成为自私的个人政治舞台。也正是因为如此，出现了一个新词叫“抗议性投票”。也就是说，通过投票来抗议这些政治官僚，政治阶级，冲击他们的既得利益。基层社会的这种“抗议性投票”还是有效的，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了，在意大利，另一波另类的政治人物也上台了。这些政治素人都“不按常理出牌”，但有一点，他们的确冲击了现有的政治阶级。

　　西方政治阶级引发社会的普遍不满，这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问题。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转型问题，实际发达国家也有转型问题，而且影响更大，应该引起重视。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