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上海的发展缺了一股劲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上海，真的缺的是一口气。一股劲。一种众志成城、非最佳而不为的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勇争世界尖的气魄。

秦朔：上海的发展缺了一股劲儿

　　“今日，参观虹桥商务区：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政府主导的又一个超级工程。上海市的国资存量全国第一，掌握了N多资产。不过，为何深圳的总市值超越上海？问题还是在所有制结构上。香港、广州正在沦为环深圳城市了，上海、苏州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

　　这是一个江苏人的评论。从一个月前在微信群里看到，就一直想回答。

　　先说说我的基本观点——

　　第一，以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才、政策、城市治理等优势，上海不仅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而且将继续扮演可信赖的国家使命受托者的角色。这些使命包括：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全球科创中心；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文化大都市；在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点，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

　　由这些定位可以看出，“上海沦为环杭州城市”更像一句玩笑，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群环上海这一龙头展开，才是国家的期望。

　　第二，国家使命和各种功能中心并不会自动实现。或者说，是创造性实现，一般性完成，还是平庸化接近，甚至擦肩而过，差异会很大。如果是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定了哪里是中心，并注入相关资源，哪里就会成为中心。但在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各个区域充分竞争的新时代，“往哪儿去”存在着不确定性，新中心很可能在原来没想到的地方崛起；“怎么去”存在着不连续性，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

　　柯达被颠覆了，摩托罗拉被颠覆了，城市作为人、经济、文化、社会的复杂生态，没那么容易被颠覆，有巨大的可传承性。但城市的引领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谁能领风气之先不是谁的专利。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有透彻的危机感，纵然天降大任，也可能花落别家。

　　20多年前上海就提出国际贸易中心定位，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和电商。2016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87万亿元，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当年交易额是3.77万亿元，阿里的目标是2036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那么谁更像贸易中心？当金融科技深刻地改变传统金融，原来的金融中心会不会旁移？如果以深圳为核心的科技湾区未来比肩硅谷，上海的科创中心如何成立？时代在深刻变化，数据驱动的新中心正在颠覆传统的中心，还按传统路径走，反而可能离未来的中心越来越远。

　　第三，要把定位和使命真正变成现实，上海要淡化这些高大上目标所带来的天然的优越感，而回到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原点，就是如何激发起更强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大部分的经济奇迹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东碰西撞摸索出来的。今天的很多全球生意（global business）都源自车库生意（garage business，如惠普、迪士尼、苹果、亚马逊、谷歌），但正是车库里的梦想、激情、创造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最后成为最强大的社会资本。不是高楼大厦，不是特许权，不是政府订单创造出伟大的公司，伟大公司的引擎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平台型、生态化公司正在成为21世纪的新中心。

　　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人独有的精神，政府、医院、学校、社会组织，一切秉承顾客导向和矢志创新的地方，都可能存在企业家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会面向未来，不断超越自己，勇敢参与竞争，努力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否则，虽然坐拥天时地利，但你不抓不抢，你的奶酪就会被别的地方抢走。中心不是政府怀里抱出来的，是在市场中闯出来、创出来的。

　　关于上海，去年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上海何时能再现“互联网王者”，一篇是比较深圳和上海。

　　第一篇谈的核心是文化。上海喜欢高大上和成熟的东西，喜欢世界500强，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塑造力，能把气魄变成气质，把雄心变成心思，把立意高远变成不好高骛远，把“事业本身就是生活”变成“事业就是为了更好生活”。在卓有成效的管理和文化熏陶下，随着很多杂质被筛掉，很多可能性也被终结了。对成功了的马云、马化腾，上海会给他们足够的礼遇，但对创业初期默默无闻的马云、马化腾，这座城市可能会忽略他们的存在。上海呼唤“互联网王者”，但真的能接受那个“大话乱说”、“衣服乱穿”的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生吗？

　　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两个月前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深圳分部，南山区中洲中心，讲完课到附近一家挂着上海招牌的小店吃宵夜，晚上10点40分了，对面的腾讯大厦大约2/3的面积还是一片灯火，店老板说基本天天如此。腾讯是世界500强和十大市值公司，还这样加班。要在上海，估计很多上班族的第一联想是《劳动合同法》，是“我有我的生活”。当然，这无关对错，只在于取舍。

　　去年写的第二篇文章是去深圳出差，看到复旦老学长、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上海不是深圳对手、浦东也干不过前海”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先根据两地政府公开数据做了计算，发现常住人口不到上海1/2、面积不到上海1/3的深圳，预计20年后经济总量可以超过上海；深圳人均GDP已经超过上海；深圳的万人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创新指标优于上海；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

　　在分析为何上海经济活力不如深圳时，我提到了一个原因，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但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

　　这样的模式和文化，可以保证不出现什么差池，在那些变量少、不确定性弱的领域也完全适用。但就是很难长出最前沿的、最打动人的传奇。无他，传奇是打破常规的产物，打破常规是需要包容甚至鼓励的，上海也鼓励创新，但前面有太多定语。

　　可是，历史上，上海是不缺乏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的。

　　上海1843年开埠，人口规模排全国第12位，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不过数十年。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居全国第一。当时上海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不排外。加上自治、法治与安全程度高，讲商业契约、职业精神，越来越多资本向这里汇聚。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沃土。洋务运动时期三大代表性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都在上海。民间资本代表，从火柴大王到五金大王、出租车大王、寿险大王、油漆大王、百货大王，百业之王的相当部分在上海。连巴格达一个贫穷犹太人家庭的儿子哈同，身上只有6个银元到上海，后来成为拥有400万英镑财富的“远东首富”。今天赫赫有名的友邦保险也起源于上海，1919年，27岁的美国年轻人史带带着330日元抵达上海，两年后办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1939年才将寿险业务总部迁至纽约。

　　一个符合国际商业习惯和法治原则的上海，一个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上海，必然是华洋商贾汇聚的宝地。而一个影响深远的现象是，房地产成为富豪所获超级利润的重要来源，大获其利的不仅有沙逊、哈同、嘉道理等洋商（注：民国初年上海做房地产的洋商就有30多家），也有程谨轩父子、徐润、周莲堂、来自南浔的“张、刘、邢、庞”四大家族等华商。进入民国后，浙江的虞洽卿、颜料大王贝润生等商人也大举投资房地产，有实力、有眼光的市民也介入地皮买卖。最狂热之时，只要付出定洋，买入地皮，什么也不用干，隔夜就获利。

　　据记载，1927年，上海知名律师吴凯声花300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时间，便以十倍价钱转手卖出。名中医陈存仁在静安寺路、愚园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三亩七分的地，不到三年以3万元价格出手，数年后涨到10万元。

　　得天独厚的位置和条件让上海聚人，人聚则财聚，土地升值很自然。当时上海租界当局的收入主要靠房捐地税，房捐地税多，投入公共基础建设，环境改善，土地进一步升值。所以孙中山说，“上海黄浦滩的地价，比较八十年以前的地价，相差又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但从另一个角度，把房地产做成速成和暴富的商业模式，危害也很深。王季深在1943年所著的《上海之房地产业》中说：“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社会各业的贡献少、危害多，一言以蔽之：投机的恶果。”“时隔数月，同一房地产已经数易其主，如此互相做踢皮球式的买卖，其价安得不愈踢愈高？”“房地产业投机的最大恶果：间接刺激价格，陷民生于水深火热之境！”

　　这就是1949年之前的上海。注重生产性创新的实业家，注重交易性价值的金融家，注重资产性升值的投资者，三股力量并存。如同“买办文化”一样，炒股票、炒黄金、炒地皮、炒房产的“投资文化”也是上海的基因。美国作家密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说，“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政出多头的大城市，这纸醉金迷的冶游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真是冒险家的乐园……大家都去上海啊，那里鱼多水又浑，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

　　如果沾着上海的地就发财，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做实业？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上海周边的实业家迁往这块风华宝地后，就产融结合，然后越来越金融化，财富越来越多，投机依赖越来越强，有的升天，有的破产。妩媚的魔都和专注聚焦的实业精神似乎不可能完全契合。

　　当计划经济年代降临，当交易性价值和资产性升值的客观条件没有了，当上海的城市定位从消费性城市变成生产性城市，只能一心一意搞生产搞制造，中国人的“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三转”都离不开上海。

　　上海不是没有生产性创新的条件。有很长时间，上海制造就是品质，就是信誉，上海工厂里的师徒制与八等级工评审制就是有效。

　　上海从生产性城市的定位，变成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定位，开始进行“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调整，是在1992年12月的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此前的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到2001年，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加上了航运中心。“三中心”演进为“四中心”。

　　在上海的“中心化”进程中，国家给予了很多政策倾斜，例如将金融市场集聚于此，批准了多项枢纽工程以提升辐射效应，自贸区也率先试验。上海的综合优势迅速发挥，历史上的人聚财聚效应再次显现，特别是外资机构，更是爱上海爱到不能再爱。特斯拉有多少中国城市都在垂涎，但它最钟意的还是上海，上海几乎不用去抢。

　　在某种意义上，具备服务中心功能的城市相当于有一种国家赋予的“征税权”、“收租权”，也就是凭借服务功能向所有对象收取一定费用。很多交易必须经由你，有交易就有手续费，其中直接代表政府信用的交易平台（如金融市场）更是稳赚不赔，而且有巨大的外溢效应。

　　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其财富背后的密码，就是依靠历史形成的地位、优势和信用，通过功能中心的打造，得到了巨大的“制度性租金”。国家让上海收，因为上海可靠，对国家发展最有利。小富由俭，大富由天，为何天降大富？因为上海有长期形成的信用和忠于职守的文化。

　　但是，一个“制度性租金”丰厚的地方，一个新世纪土地再一次惊人升值的地方，一个交易性价值和资产性升值机会满地都是的地方——而且这已经成为城市的基础性结构和基因——在这样的地方，你还想专注于生产性创新，那就不容易了。

　　我曾经问过几位上海的国资领导人，你们不去全国各地开拓市场，主营产品的市场表现也不怎么样，为何日子挺好？一个原因是土地、物业很多，早期投资形成的可交易金融资产价值很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生在上海就有福分，就是不用像浙商那样，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就在这里，坐地就可生财，你奈我何？

　　2016年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48%，比上年增长6.8%；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52%，增速也是6.8%。在全国，公有制经济比重如此之高，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如此之低，起码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中是罕见的。这既说明上海国企底子真是厚，也说明上海民企的空间不够大，作为不够大。

　　如果来看上海企业的纳税情况更有意思。排第一的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纳税额742亿多元，占上海整个税收收入的6.3%，占工业百强企业纳税总额的41.6%，这种地位哪个地方能比？对照一下，深圳烟草2016年税利加起来才54亿多。上海烟草之后，工业企业的纳税大户是两家汽车（大众、通用）、两家石化、一家电力、一家钢铁。再看第三产业，纳税前十的是三家银行（浦发、交行、上海银行）、三家证券（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海通）、一家人寿保险（太平洋）、一家中石油东部管道公司、两家汽车销售公司（通用、大众），外资的苹果电脑贸易紧随排在第11。

　　上海国资占比高，外资强，央企也不少，金融机构规模很大，2016年上海第三产业纳税百强，金融机构占47席。上海的钱多，钱能生钱，上海的地值钱，钱地交融更生钱。不过，试问上面列举的那么多企业，哪些会让人联想到高新技术和代表未来的企业？联想到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你能想到类似马明哲、任正非、马化腾、王卫、王石、王传福这样的名字吗？

　　再看看民企。今年8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7年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海一个自媒体的报道是《牛！2017中国民企500强，上海这13家企业强势入围！》，好幽默。浙江有120家企业上榜，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杭州的萧山区就有15家上榜。上海这叫“牛”，真是呵呵了！

　　在民企富豪榜上，2017胡润榜，从上往下看到第25是郭广昌，26是史玉柱，41是刘益谦。前50，就这三个，把总部在上海的刘永行（30）算上也就四个。不少朋友告诉我，上海有很多隐性富豪，炒股炒汇的，做房地产的，一本万利的，比民企500强里的企业有钱多了。可是这些套利性的富豪，自己都不好意思出来说说怎么发家的吧。

　　再看下公司市值。根据数据宝对包括A股、港股、美股在内的各城市所辖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统计，2017年11月底深圳的上市公司总市值（350家）达到10.04万亿人民币，上海（379家）为7.5万亿，上海市值前8的公司清一色为国企央企（交行、浦发、上汽、太保、联通、宝钢、上港、国泰君安），深圳市值前7家中有5家以非公资本为主（腾讯、中国平安、万科、平安银行、比亚迪）。

　　上海有强大的国资、外资依赖，有“制度性租金”的优越环境，自然就不会成为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能创出驰名天下的好产品好服务的民企的大本营和摇篮。当然，这也无关对错，只在于取舍。

　　但是，要说上海就不可能在生产性创新方面挑战深圳、浙江、北京，不可能出现“互联网王者”，我倒真的不悲观。

　　不谈上海的基础条件和法治优势，只谈两点：一是上海的开放度不断提高，移民占比不断上升，而且教育基础扎实，人口素质很好。就拿互联网领域来说，从当年的梁建章、邵亦波到今天的庄辰超，这些在上海接受了中小学教育的人，从聪明程度看都是同代互联网人里最高的。而庄辰超告诉我，他当时在华师大二附中一点也不突出，比他强的比比皆是。上海人的素质，新上海人的素质，到上海的外国人的素质，都不用怀疑。

　　第二点，上海正在形成适合创业者成长的土壤。最近接触了一些在上海的80后企业家，“饿了么”的创始人张旭豪是上海交大研究生辍学创业的，“英雄互娱”的应书岭是华东师大本科辍学创业的。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在很多细分领域都可圈可点，我接触过电商方面的小红书、拼多多，教育方面的沪江、乂学教育，内容方面的阅文、喜马拉雅FM，金融方面的汇付天下、拍拍贷，等等，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己悄悄长大的。而互联网只不过是上海“双创”中的一个方面。上海互联网不出“王者”，但已经具备成就一批新领军者的土壤，说不定哪天就能再来一个陈天桥。

　　现在，上海需要的是为民企再鼓一把力，帮他们去解决影响发展的切身问题（如内容牌照）。白手起家的人不需要特别的政府优惠，但在一个国资外资超强的环境里，他们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的目光和期待，为他们加油。上海应该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年轻人的声音，最有创新可能性的声音。

　　上海的国企很强，但是缺乏杰出的国有企业家。也不是素质问题，是他们没有被更好地激发。他们更像是强大政府导向的追随者。上海应当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家的激励方面更勇敢。如果没有人敢出头、能出头，怕出头，都是本本分分的经理人心态，那么上海的国企不会有新意，有创造性，让人惊喜。

　　作为一个以强管理为特色的政府，从上到下，如何真正建立顾客意识，真正听取顾客的声音，快速响应顾客的需求，哪怕他只是一个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只是开了一个小翻译公司，他也能被覆盖在服务之列，这是上海需要深入思考的。上海的政府服务总体不错，但按照互联网时代的便利、便捷、敢闯敢试的要求，还有很多梗阻，亟待消除。

　　当政府不觉得比企业家和创业者聪明的时候，当政府意识到它的聪明应该更多地来自倾听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企业家精神自然就会茁壮成长。

　　最后想说说，我心目中的未来上海。

　　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留出空间，让人们很方便地吃到大众化的早点。每一片社区都有一些公共空间，让人们交流，为人们服务；

　　在寸土尺金的大都会，千方百计，让那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和城市最基层的服务工作者，有干净温暖安全的栖息之地。创业公司的员工可以比较轻松地租到房子，有便捷的交通去上班，而且不要把太多时间消耗在路上。孩子的教育和全家的医疗，也能有安心放心的解决方案；

　　上海那些高大上、世界级的定位，能落实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易于感知的点点滴滴里，让他们真切地感到：上海欢迎你，上海服务你，上海帮助你，上海造就你。到上海，就是上海人。是上海人，就被尊重，被帮助，不被刁难，不受冷眼，平等相处，和谐相待，像一个大家庭。这不是光靠政府就能做到的，而是全社会的责任。

　　特别地希望，上海不只是大人物的上海，也是小人物、籍籍无名者的上海。他们身上可能有无法想象的伟力，不关心他们，我们的城市又可能酝酿着无法估量的麻烦和危机。

　　有这样的气氛，则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奋斗精神和彼此之间的友好性，都会充分涌流，上海的诸多功能定位，就会水到渠成。

　　对我而言，如果爱上海，一定不是爱她物质化的面貌，而是爱她的精神、文化和态度。

　　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城。更主动地对接长三角，对接全国，对接世界。为长三角城市谋方便，就是为自己的未来谋方便。不为别人谋方便，别人就会自己去找方便，上海的未来反而不方便。

　　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都。上海一定有一些特质，一些功能，创意、文化和生活方式，因其中西荟萃又追求卓越的努力，会具有制高点和引领性作用，从而形成长三角的“都心”。

　　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神。上海需要更大的胸怀和气魄，在方方面面对标全球和中国的最佳标杆和案例，看到自己的不足，倒逼式前进，如此才能在中国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努力向着“21世纪全球最佳大都市”的方向进发。如果满足于目前的水平，那不但成不了全球卓越城市，就是在中国，也可能在很多方面被超越。

　　上海，真的缺的是一口气。一股劲。一种众志成城、非最佳而不为的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勇争世界尖的气魄。

　　想到了一句话，献给上海，和所有在这块土地上为希望而奋斗的人们——除非大海将我们吞没，否则我们永远要在众城之上！

• 参考文献：《旧上海地产风云：中外冒险家的狂飙之旅》，金满楼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