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如果2018年乌镇大会还有饭局，建议丁磊邀请马云，建议马化腾邀请马云和刘强东聚聚，建议马云广邀互联网英雄们，大家在一起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喝酒。都不容易，都是英雄，都该有情义。
今年的乌镇互联网大会，人们记忆最深的是饭局、菜单、食客的分布和座次。饭局被炒得轰轰烈烈，虽然很有娱乐性和贴近性，也吸引了大量流量，但几顿普普通通的饭，被解读出如此丰富的意义，想必是每个食客都不愿看到的。
明年此时，谁会再把乌镇议程的焦点变成饭局？心里会有压力。说不定，乌镇饭局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凡事必有因果，几顿饭的含义之所以被反复挖掘，的确又是因为饭局折射出中国互联网的格局与时局，因此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意味深长的一页。
BAT演化为“双超+多极”
2017年，腾讯和阿里市值的巨大提升，以及它们在线上线下的强大影响力、渗透力和惊人的扩张力，使BAT格局事实上已不存在。腾讯和阿里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两大超级体系。其余诸雄，也即在丁磊饭局或东兴饭局中有一席之地者，基本属于多极中的一极，或称“第二世界”。未上桌的，大体属于“第三世界”。而今年饭局的最大看点，则是没有哪一局邀请了马云。
两大超级体系，都超大超强、疆域超宽，有何不同呢？在和不少互联网行业领导人交流后，我形成了如下认识：
阿里生态类似“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大英帝国扮演过这一角色，即在七大洲都拥有“殖民地”。今天的阿里希望构建一个永不落幕的全球买、全球卖、全球汇、全球付、全球运、全球游的商业帝国。马云则像历史上的西班牙国王和大英国王一样，是这个商业生态中的至高权威和精神象征，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腾讯生态则类似1949年成立的“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成员是独立国家，但美国是他们共同的坚强后盾。腾讯扮演美国的角色，依靠超强流量（相当于美元的信用和流动性）和大家服膺的软实力，推动“北约”不断扩张。
马云未必认同上述归纳，马化腾则所见略同。他在《财富》广州年会上谈到，阿里和腾讯都提出赋能，但含义有不同。“最终格局是要看被赋能者的安全程度。在一个中心化的生态中，被赋能者的渠道、利润都被中心所掌控，命运百分百掌握在中心手上。腾讯推的是‘去中心化的赋能’，我们不会把柜台出租给你做生意，而是你自己建房子，建完之后就是你的了，你的粉丝、你的客户就是你的，不需要再交月租，不用说每年涨价，这就是去中心化的赋能。”
马化腾没有点名阿里是“中心化的赋能”，但说“你们应该明白我说的”。是，我们都明白。
但腾讯和阿里的区别，是不是如同业界常说的，腾讯在3Q大战后更讲王道，而阿里显得比较霸道呢？
两位和腾讯、阿里都没有股权关系的80后互联网公司领导人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看法：
“阿里和腾讯的风格是由它们的商业模式所决定的。腾讯收入的核心是游戏，游戏的核心是创造力，维持创造力的关键是让创业者主导他所创立的公司，所以腾讯的投资习惯就是不追求强控制，而是占小股，让公司创始人继续感到公司是他的。否则，把公司控制了，人没了，什么就都没了。而阿里最强的是运营能力和文化一致性，而且电商平台优势一旦形成，下面不管谁走都没有关系，所以阿里习惯于强控制也是对的。”
“阿里给人的印象是强控制，但就个人来说，马云是深通人性的大师，对手下很大方，对朋友讲义气。马化腾也很大方，很有胸怀。他们的格局都够大，不像有的人，跟下属吃个饭都像赏赐一样。”
“也很难说腾讯就是不追求强控制的，在内容领域腾讯的布局和投资非常广、非常深，很多游戏公司背后都有腾讯的影子，腾讯又有最大的游戏分发平台，游戏公司对腾讯的依赖性也很强。只是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腾讯放弃了强控制，但通过流量的连接，和伙伴之间仍是强关系。”
“在互联网上半场，战场主要在线上，轻资产模式流行，目标是将控制范围最大化，然后当庄家。但在线上红利越来越少、每年网民新增速度只有个位数的时候，相当于‘赌场’里进来的人越来越少，庄家就必须开新的场子，走到线下，进入线下零售、交通等行业。这时的大趋势就不是资产越轻越好，而是轻重一体化，甚至资产越重越好、控制的越紧密越好。控制力越强、关系越紧密，庄家才越有动力把线上的数据资产和运营能力注入线下，提升其水平。从这个角度说，阿里的模式比腾讯好。京东的模式可能比阿里好，因为它更重，更利于控制。阿里也是痛感物流体验的差距，今年才说要投资1000亿元在物流上，自己建各大区域的大仓，再参股物流公司也会追求较高的股权，否则保证不了话语权、控制力和用户体验。”
从“双超”的战略看，马云的战略是打造商业基础设施，是履带战略，从电商到金融到云计算到物流，像坦克车的履带一样依次开动。马化腾的战略是“两个半”，一是做通讯社交，二是做数字内容，“半”是“互联网+”，靠生态体系里的伙伴去做。但战略也不是静态的和绝对的，比如腾讯生态中，京东做商品零售，美团做服务零售，马化腾还不满足，又要重金入股永辉超市，为的是对抗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阿里新零售。随着“互联网+”的深化，腾讯也在越来越深地介入重资产领域。
说到乌镇饭局，马云肯定不在意，他真要组局，弄几桌世界级贵客也不难。但作为一个强控制体系，阿里生态里要找出像京东、美团、滴滴、搜狗、58同城、快手这样一桌生态伙伴，倒也真不容易。如果不是伙伴，而是召集“下属”吃饭，这个意思就不大了。当然，如前面所分析的，这是不同战略和模式的问题，并不是是非和对错问题。
简言之，腾讯为何有局？因为半条命在局里。阿里为何无局？因为一切尽在掌控。
双超之争是中国互联网的福音
阿里和腾讯都过了18岁成人礼，在互联网领域算老公司，但创新活力、冲击力和增长能力不仅没有下降，还在蓬勃上升。这一双超体系的存在，对中国互联网意味着什么？
我的观点是，虽然双超的支配性地位对后来者是一种抑制，但双超之争则是中国互联网的福音。如同武林争霸，两个最强的人在打，比一窝蜂都在打，打的质量肯定更高。幸好二马各自占据一超。独霸才是真麻烦。
作为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的“绝代双骄”，腾讯和阿里正在成为整个经济与生活的新型基础设施，他们修的“路网”具备今天最重要的能力，也就是数据化的赋能能力。这种新设施、新能力牵引无数人和无数企业前进。中国创造AT，AT引领中国。
而双超之争虽然到处硝烟弥漫，条条战线都在对峙，步步紧随，寸土不让，但还是恪守了一定竞争分寸和商业伦理底线。
去年5月30日，阿里旗下的企业社交工具钉钉在深圳三家报纸头版刊登了影射微信的广告。广告用代表微信的绿色和代表钉钉的蓝色拼接而成，绿色的内容讲微信不安全，蓝色的内容说钉钉能保证让你不再上当受骗。当晚钉钉就道歉，“竞争应该靠智慧、勇气、策略，充满快乐，而不是段子，调侃，秀下限”，其背景是马云在工作群里批评钉钉打的广告太low，说，“我已经正式向马化腾和腾讯公司致歉！”
马云最近说，腾讯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能够靠创新发展，令人敬佩。“我会和他们竞争，但我们不恨他们，而是要尊重竞争对手。”
马化腾说，腾讯和阿里可能在十多个地方有竞争，好处是正常合理的竞争可以促进发展、激发企业潜能和斗志，不好的地方就是竞争的地方太多。
但对消费者来说，二马竞争越多越好。后起的微信支付挑战支付宝的结果，是整个无线支付更快更好的普及。
从资本市场角度，二马竞争也停不下来。阿里和腾讯今天的市值已经进入世界十大公司行列，且估值水平高于苹果和谷歌，意味着投资人对其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水平有更高要求。怎么能停得下来？一旦发现机会怎么可能放弃？
其实，不只是双超在竞争，在很多战线上，他们还要和同辈的、年轻一辈的竞争。在游戏方面马化腾要和同年同月生的丁磊竞争，在信息流方面，要和年轻十几岁的张一鸣竞争；马云呢，不仅面临着小他10岁的刘强东不屈不挠的强有力竞争，小他15岁的王兴也凭借着有穿透力的商业思维，开始向全球最大生活服务平台的方向前进。王兴的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因为竞争，谁都停不下来。谁都要千方百计为用户创造价值，用户因此而受益。
马云说，垄断没那么容易，“我每天都睡不好，每天都在担忧阿里巴巴掉队，我觉得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马化腾说，互联网是个变化很快的行业，“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腾讯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高枕无忧，每天都如履薄冰，始终担心某个疏漏随时会给我们致命一击，始终担心用户会抛弃我们。”
53岁的马云和46岁的马化腾至少还有相当长时间脱不掉“红舞鞋”。但希望在面向不确定的未来的激烈竞争之余，他们能时不时让自己松弛一下。
马化腾给人的感觉是从不休息的，他说他的近视程度都加深了。但在心态上，从3Q大战至今，因为开放，他的战略焦虑其实是不断缓解的。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价值主张，“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和马化腾相比，马云早就不担任CEO，所以超脱一些，但他仍是天南地北全世界跑个不停，讲个不停，既展示了气吞万里的愿景，也说明他时时也在焦虑之中。马云最近多次讲到回归初心，就是帮助中小企业触达消费者，帮助小企业赚到钱，帮助他们用技术提高效率。他也讲到要有围棋思维，围棋是每一步你下的时候你得利，但下一步对手下也得利，只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不是谁全拿，让对方什么都没有。能回到初心，能在竞争中践行围棋思维，则阿里会更专注也更放松。
企业家的时代性和约束性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将二马双超看成一种历史性的、世界性的标杆，认为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
2007年，《福布斯》推出美国历史上15大富豪排行榜。我发现，有5位出生于1830年代——马歇尔•菲尔德（百货，1834）、弗雷德里克•韦尔豪泽（林业，1834）、安德鲁•卡内基（钢铁，1835）、杰伊•古尔德（铁路，1836）、约翰•洛克菲勒（石油，1839）。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金融家J • P •摩根也出生在这一时代（1837）。这一现象我称为“无法超越的1830年代”。美国的“1830后”赶上了南北战争后统一市场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由大到强的黄金机遇期。石油、钢铁、交通在那个时代就相当于今天的数据和互联网。他们中的佼佼者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无法超越的第一和第二大富豪。
我还发现，当时的美国相比欧洲，更加开放、包容和稳定，构成了对企业家的吸引力。法国的杜邦家族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移民美国的，德国的韦尔豪泽是1848年欧洲革命冲击德国后于1852年移民美国的。类似例子很多。
中国企业家是否遇到了类似美国1830年代那样的机遇？是的。如果从互联网企业家来看，这就是1960到1970年代。目前排在富豪榜前列的马云（1964）、马化腾（1971）、王卫（1970）、李彦宏（1968）、丁磊（1971）、张志东（1972）、刘强东（1974）、雷军（1969）、史玉柱（1962），都是60后、70后，他们都排在胡润百富榜前30位。曾经的中国首富陈天桥生于1973年。在中国互联网投资方面最有建树的沈南鹏（1967）、张磊（1972）、包凡（1970）也全在这个代际。中国80后正在诞生新一批的互联网领军人物，但要想达到阿里、腾讯那样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马云、马化腾在公司所占股权只有8%左右就拥有如此多的财富，更可见两家公司创造的价值是多么宏大。他们类似于历史上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公司。
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是改革开放、全球化、技术创新的时代；社会稳定太平的时代；互联网企业家被中国人口红利赋能的时代；财富可以资本化的时代；政府包容的时代——和传统产业受到更多行政管制、垄断影响和重重束缚相比，互联网是年轻的战场，民营资本的战场；而且，因为运动员比裁判员专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运动员可以影响裁判员，制定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业规则。
如果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能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生于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来最幸运的代际——白手起家，清清白白，却能创造出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无限伟业——他们势必会倍加珍惜时代、行业、用户和自己，势必会减少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程度。不是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行业机遇，这样的人口红利，会有你们的今天吗？
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要降低企业家精神、个人天赋和努力的重要性，而是希望提醒无比幸运的互联网领袖们：如果不放下自己，放低自己，放空自己，是消受不了这么大的福分的。当年的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是临近晚年，在政府反垄断和社会反强权的压力下，通过基金会方式散财，才找到心灵安宁的。历史上有很多教训，那膨胀起来的自我如果不好好消化，用之于有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地方，就会发泄到一些原本不应该发泄的角落，从而被政府和社会所反感，所抑制。企业家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常怀敬畏之心，常念自我约束，其实是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的自由与空间。否则，谁放心呢？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马云说，新时代的新型企业要承担新的家国情怀。
马化腾说，当外界掌声越热烈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他们在乌镇大会上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比饭局的价值大得多。
最后说说阿里和京东之争。刘强东和马云最近怼了几次，社交化传播放大了阿里京东的矛盾，火上浇油。有的段子则是把没有因果关系的内容用蒙太奇手段组合在一起，似乎两个人天生就是死对头。其实，两个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基本阶层属性是一样的；京东有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店铺，阿里对物流的直接控制力不断加强，两家公司也在相互借鉴。
说到“二选一”和垄断，我的建议是，阿里、京东、政府主管部门都可以委托中国乃至世界级的独立研究机构（欧洲对垄断的认定偏严，美国相对宽容一些），做出合乎专业逻辑的报告。多些视角，研判空间会更大一些。但这样的工作，不是为了打击谁、消灭谁，而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再说了，阿里和京东都是美国上市公司，如果年年到618和双十一，都要爆发一轮公关战、舆论战，弄的不好，弄出有违公司治理原则的行为，负面影响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基本都是非互联网话题，例如财富分化。刘强东说，我国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整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已经富起来的我们这些富人的耻辱。刘强东是苦出身，对底层长期关怀，有同理心，他的表达是真诚的，并不是真要怼谁。但客观来说，中国减贫是世界性成就。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80%降为现在不足8%，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81-2011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38亿减少到10.11亿，中国贫困人口由8.38亿减少到8417万，减少了7.53亿。
这是怎么做到的？党和政府下了很大力气，但不要忘记，民营企业解决了整个中国就业的80%和新增就业的90%以上。没有这些富人创造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工作机会，中国现在的极端贫困人口不是几千万，可能是几亿。假定刘强东换个说法，比如“如果富人只管自己发财，为富不仁，损义逐利，忘了中国还有几千万极端贫穷人口，这是一种耻辱”，那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可惜，在火药味浓厚的竞争氛围里，谁的心态都难保平衡。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要做到这样的境界很不容易。
中国互联网公司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海外上市，相当于中国公司的脸面。要求他们少一些针对竞争对手的擦枪走火、斤斤计较和不正当的算计，回归商业本质，坚持顾客第一，走商业文明之路，并不算是太过分的要求。互联网公司的所有权虽然以私人资本拥有为主，但互联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和社会公共属性，因此不能任性。竞争是难免的，但恶性竞争应该尽最大限度避免。“黑公关”是行业公害，应该行业共讨之。
如果2018年乌镇大会还有饭局，建议丁磊邀请马云，建议马化腾邀请马云和刘强东聚聚（或者现在就可以组局），建议马云广邀互联网英雄们，大家在一起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喝酒。都不容易，都是英雄，都该有情义。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互联网巅峰上的人们应该有更新的胸怀和格局。你们不只代表自己，也不只代表自己的生态圈，而且代表有7亿多网民的中国，你们应该跳出自己，从行业高度共同建设文明负责的中国互联网。
因为热爱中国互联网，希望它有更加光明正大的前途；也因为觉得，如果2017乌镇大会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几场饭局，那开得实在不值，所以写了如上的话和建议。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为了明天，每个人都能留下美好的记忆。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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