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决定未来商业的命运

2017年08月01日00:23 作者:秦朔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秦朔

　　我们对于中国复兴的信心正在于此。虽然中国经济有许多问题，有些症结的克服也非一日之功，但中国有一种非常开放、富有弹性的基础性结构。

　　在观察2017年夏天一系列的公司风波时，人们注意到，涉事企业都是民企。为什么都是民企？怎么看待民企走出去？各种认知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人治、法治、自治

　　为什么都是民企？国企走出去没问题吗？这些提问背后，似乎又是“人治还是法治”的老问题。

　　但具体到海外非理性投资，其实主要是企业的自治问题。复星董事长郭广昌最近说，我觉得的确存在某些中国企业在非理性地海外投资，我们在海外投资时最头痛的就是和中国企业竞争，因为某些出价真是看不懂，如果再不做点措施，就真让老外觉得我们是“人傻、钱多”了。

　　从政府角度看，最近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的表态高度一致——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动作，尤其支持企业投资和经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同时将继续关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何谓“非理性投资”？在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看来，“就是违背市场规律、投机性强的投资”。

　　警告非理性投资不是最近的事。去年12月初，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就在联合加强对外投资监管，公开答记者问。当时的说法是，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去年12月，多个部门新闻发言人都在讲上面的话。

　　到了今年全国“两会”，从央行行长周小川到商务部长钟山，还在讲同样的话。反倒是最近频频出手的银监会，当时郭树清刚刚履新银监会主席，在3月2日举行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谈了很多问题，但没有谈到海外非理性投资。

　　政府集体发声，反复发声，必有依据。那么，某些对外扩张凶猛的企业当时为什么不采取断然措施，非要等到银行出手、扼住咽喉，才临时抱佛脚呢？真是银行一出手，才知有没有。

　　难道是因为部委这个层级的政府机构，对他们的约束力还不够？一直要到高层发话，部委强力执行，才当真？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了一句话，咎由自取。

　　最近被点名的一些民企都做出了特别好的表态，但估计一些政府部门会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主要不是人治、法治的问题，是企业习惯于昔日的路径依赖，不自治（自制）！

　　政府、企业和社会

　　任何企业都在社会之中，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虽然没有签署书面契约，但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沿袭计划经济年代的“代企业做主”，主观主义拍脑袋，官僚主义干预过多，有法不依，政策不稳定，教训很多。所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一直在路上。

　　然而，正如政府不是天使的化身，企业和市场也不是。从学术角度看，即使是最为推崇企业家精神的奥地利学派也认为，“企业家的活动并不总是生产性的，也不总是增长促进型的。事实上，企业家有时会破坏增长和繁荣”。企业家往何处去？他们是促进、不促进还是阻碍有关增长的创业活动？这取决于“现行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所提供的相对报酬”。（威廉·鲍莫尔）

　　因此我们需要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平秩序的政府，即使政府并不总如人意，也不可或缺。

　　最近研究美国商业文明历史，深感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就如同一个大三角，哪一方的力量过度膨胀，就会被另两方拉回。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任期届满时在演讲中说，“还要特别记住，在我们这样辽阔的国度里，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活力充沛的、并且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时也指出，“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

　　从社会角度看，社会由无数民众组成，基于各自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其利益诉求也不相同。总体上，社会各阶层一直在效率和公平间做选择。

　　在不同年代，政府、企业和社会间的“随机大三角”的形状也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改革，有过“破三铁”（打破干部的铁交椅，打破员工的铁饭碗，打破分配上的铁工资），那时政府和企业走得更近，为的是解决效率低下问题。今天，在贫富分化、房价高企、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冷热不均等等背景下，“共享”成为重要的发展理念，此时政府和社会往往可能走得更近。而在反腐败、反特权等方面，企业和社会更容易达成共鸣。

　　上面所说的“近”，不是绝对概念，而是相对概念，反映一种趋势。

　　如果看美国商业历史，大三角关系始终也在变化，并不是“政府越小越好”，但更不是越膨胀越好。

　　美国1776年建国，从松散的邦联状态一直到1787年制定《宪法》，1789年各州通过宪法，华盛顿就任总统，才初步形成统一的联邦制国家。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后美国加速工业化，19世纪末经济已称雄世界，一些富豪富甲全球。但从1890年到1916年，三项和富人有关的制度安排也相继完成：《反托拉斯法》（1890），基金会制度（1904年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1911年成立卡内基基金会），遗产税（1916）。这是由当时的整体社会氛围与政府立场决定的。大量中小企业反对垄断托拉斯，工人为维权而罢工，政府镇压时酿成多次血案，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整个结构不得不做出调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强调，“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政府，没有人在它之上，也没有人在它之下”。他把自己视为社会公民管家，设立了公司管理局，先后对40多家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他也着手解决劳资矛盾，破天荒地把劳资双方请到白宫商议，随后，一些州政府出台了旨在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条文，有的州对与公众生活相关的企业进行管制，建立了公开的听证会制度。

　　企业的扩张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不是由抽象的道理决定的，它就是社会和政府的接受度。

　　然而，当政府权力过大、干预过多、经济丧失活力的时候，大三角关系又会调整。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讲中的立场就回到了自由企业一边，他说“政府的管理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就是问题所在”，“我不是要取消政府，而是要它发挥作用——同我们一起合作，而不是凌驾于我们之上；同我们并肩而立，而不是骑在我们的身上。政府能够而且必须提供而不是扼杀机会，能够而且必须促进而不是抑制生产力。”这就是里根“供给革命”背后的核心理念。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主题，动态的结构，要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对哪一方都带有挑战性，需要以特别审慎和理性的态度，辩证分析，辩证施治。

　　我在近期提出了如何对待具有支配性地位企业的问题。不少朋友和我探讨对AT该怎么办？我说我提出了问题，但并不同意把马云、马化腾简单类比为洛克菲勒、卡内基。美国反对托拉斯运动从1880年代末期到1920年代早期，用了几十年反反复复才成型。我们要思考如何防止AT这样的公司利用支配性地位影响竞争活力，要提醒和防范，但中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样的具备世界级竞争力的公司，互联网也是一场具有深刻意义、其作用远超蒸汽机的革命，中国刚刚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沿，所以从根本立场说，促进发展、优化发展，比打压抑制要重要的多。马云、马化腾在40多岁时就成立了基金会（马化腾捐献的1亿股股票今天价值已经300多亿元），比六七十岁才成立基金会的洛克菲勒、卡内基早很多，也说明在中国，即使是AT这样的公司，在处理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时，比美国“强盗大亨”时代要良性得多。

　　今年曾去南开大学商学院开会，知道了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学校时的一个理念：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他说：“中国的底子问题不在于贫富不均，而在无富可分。若只言均富而不先谋富致富，实则无异均贫，因此，国家要昌盛就要先谋致富；欲谋致富，不能不发达商业。”的确是深刻的洞见！

　　中国改革开放才40年，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为了通过正确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更好地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于过去的一些粗放和畸形的增长，有些社会问题很突出，社会有些“仇富心态”很正常，必须抑制“为富不仁”“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但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对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不应该“妖魔化”“阴谋化”“谣传化”“演绎扩大化”。

　　国企、民企和外企

　　回到经济增长的微观主体——企业。

　　以中国入选《财富》500强的企业为例，有央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如“五大行”）、地方国企（如上海汽车）、股份制金融机构（如招商、兴业、浦发、民生银行）、民企、外企（如郭台铭的鸿海精密）。大量央企、国企是公众公司，有的在境外上市，很多在竞争性领域表现优异（如中建、华润）。

　　更广地看，中国的市场主体有近9000万家，个体工商户占2/3多，其次是企业（近30%）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全球经济中，像中国这样的微观结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异常混合而多元，似乎是要给每种企业形式一个发展空间。这也就是“两个毫不动摇”。

　　不少人认为这种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被扭曲。例如，国企有困难，金融机构会救，民企出问题，银行争着做诉讼保全。政府信用支持的国企，和民企的金融待遇也不一样。我同意这种看法，政府的确要切实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广大企业家吃上“定心丸”，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但从另一面说，微观主体在所有制上的多元化可能正是中国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优势。

　　多元并存就是开放，开放会带来更充沛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压力，从而倒逼企业提升自身能力。清一色国企没出路，清一色私企就是最好选择？试把近年掉到坑里的那些私企富豪排排队，假如像俄罗斯当年的私有化，把国企都给他们，他们会做的更好还是更糟？他们是对社会更负责还是对聚敛家财更负责？他们在社会（包括媒体）面前是遵循平等之道还是会更加专横？！

　　国企必须改革，进行混改和现代公司治理改革。但需要强调的是，一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历史道路决定的，是内生的。完全照搬别国模式未必合适。我之前有篇文章做过中美比较，美国早期联邦政府力量非常薄弱，企业和州的力量很强，没什么国企，典型的自由经济，后来逐渐完善联邦的管理体系，达到国家和市场的平衡。而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几千年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改革开放前也是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经济，国企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不断放松，放开，下放，放活，用市场机制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出空间，鼓励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主体参与竞争，提升整体效率。

　　市场经济是没有先例的探索和试错过程，必须通过试错改进和调整。既然带有试错性，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将所有国企控制的领域都放开，而要从外围向内核渐渐放开，因此多种所有制交错注定是长期存在的。

　　正是中国发展的前置条件和历史路径决定了，它不像北美新大陆那样是一片白纸，可以从纯自由经济开始，它要在庞大的国有经济基础上一步步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带来了活力和压力，解决了中国新增就业的90%以上，但国有经济也在一次次战略调整中，做大做强了。这有政策因素（如上半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暴增，盈利主要集中在几家国有企业，部分可归因于前些年的行业整顿和最近的清理过剩产能，使中小企业大大收缩），有行业集中度提高因素，和国企在管理现代化方面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中国最大的国企是央企，随着央企按照产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三类划分的改造，真正还有较强行政垄断色彩的（如“三桶油”和两大电网公司）已经不太多了。央企既要承担社会职责（如邮政、电网覆盖的不少地方，从经济角度看是亏损的），又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做强核心能力，领导人的待遇还是“老黄牛”，委实不易。

　　还有外资，外资也不能少。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在走自创品牌之路，我采访过的不少企业说，品牌的基础是品质，而他们在品质保证方面的能力，和当年给跨国公司做代工、接受严格质量规范体系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没有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7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外商投资推动了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

　　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实启示我们，多种所有制的并存与竞争，很可能是一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有效结构。在需要灵活决策、快速反应的领域（如互联网和消费品），民企占优；在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国家安全属性、基础设施属性的领域，因为要长期投资，利润率一般不高，国企是主力军；而在高技术、高价值、高品牌的领域，外资还有优势。多种成分也不是截然分开，有各种合作模式，可能杂交出更多新物种，从而使市场主体的类型更为丰富。新技术的发展更使得很多领域呈现出“无边界竞争”，比如蚂蚁金服和微信支付事实上就在推动银行业变革，微信和QQ就在打破传统电信的服务框框，竞争在整体上大大提高了国民福祉。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哪种类型的公司都有合理存在的空间，谁都不要太骄傲，谁都不能取代谁，理性的态度是长期共存、竞合共赢。

　　大信心：开放造就中国复兴

　　最近研究中美商业文明，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开放的重要性。开放一定会带来问题，但正是问题意识驱动了变革，驱动了进步。沾沾自喜、盲目乐观，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杰克·戈斯德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一书中提出，几乎欧洲早期的技术进步都是受追赶亚洲先进技术激励的结果，无论是钢材、棉布、瓷器、船只还是铸铁，1500年的欧洲都只能梦想去生产出接近于亚洲质量的产品。为了实现这些梦想而付出的努力，最终产生了机器发明，使欧洲追上并超过了亚洲。

　　欧洲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两三百年间，爆发了海外探险殖民热，走上了开放、开发、征服之路。在发现新世界和艰难拓荒中，提出了很多根本性问题，涉及到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航海动力、天文学、医学、政府本源、经济本质等等。无数问题逼迫欧洲的知识分子们试图找到问题的本源，希望以一种机械式的观点来理解这个世界。如果说文艺复兴时人们希望在过去的圣人那里得到答案，在启蒙运动时，强烈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学问和世界观，“需要以观察、实验为基础，能够反复验证、预测、更牢靠的知识”。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下，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启了现代科学革命，带给欧洲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即把世界理解成像钟表一样机械的、可预测的、由原理、定律来控制的世界。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方方面面的知识革命都开始了，最终也孕育出工业革命。

　　反观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时候，明朝有全世界最大的海军，七次航海共有240多艘海船、27400多名船员出航，而1492年开始的哥伦布的四次远航，一共只有30艘船和1940人出航。郑和的船队比哥伦布先进得多。遗憾的是，郑和远航时，明王朝认为中国无奇不有，远航也是“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朱元璋沿用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禁止中国人到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贸易（进贡除外），到永乐年间，只放开朝贡贸易，私人仍不准出海。所有这些禁止性的政策，虽有防范倭寇的自我保护作用，却把中国牢牢封闭起来，还自以为是天下最不会有问题的地方。

　　历史启示未来，只要开放，只要勇于探索和实践，就会有挑战和问题，但也一定会有新知识的产生，社会就是在新知识的驱动下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