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曾几何时，“新市民”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此后，围绕改善新市民公共服务可获得性、提升新市民归属感的系列政策相继出台。2022年3月，银保监会联合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保险机构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这意味着新市民金融服务已进入破题阶段，金融机构服务新市民的意识不断增强。
然而，破题容易解题难。新市民流动性偏强、资信相对空白、缺乏有效抵押资产等禀赋缺陷，客观上导致了新市民长期处于金融服务的边缘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金融机构将面临一系列考验，需要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下寻求优服务与防风险的平衡的，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适应性转变，需要在促进新市民金融服务中有更多地理性思考。
首先，服务好新市民，前提是服务好老市民。
何谓新市民？“新市民”是相对于老市民而言的，其外延实际上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最初指的是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后来扩展至“农业转移人口、新就业大学生等”。2022年3月，银保监会在《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将“新市民”范畴进一步扩展至“指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
从普惠金融角度看，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获得性和满意度，显然是普惠金融努力的方向，而核心是金融服务均等化。从服务市民的角度看，金融业能否服务好、适应好当地居民的需求，显然是社会对金融机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金融的本分。金融服务市民好与坏，常住的老市民显然最有发言权。试想，如果连占绝大多数的老市民都服务不好，又如何奢谈服务新市民？
毋庸讳言，实际上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与机构在服务市民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短板和缺陷，老市民对金融服务的满意度还不尽如人意，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还与金融健康的要求存在很大距离。现实中，金融消费者交易安全权、知情权、隐私权遭受侵犯的案例不胜枚举。对于老市民而言，既有的金融服务还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金融服务的适当性管理不到位、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到位、消费者信息安全保护不到位等。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服务好老市民之后才考虑服务新市民，而应立足于既有金融服务的完善，把服务新市民纳入到服务老市民、不断完善老市民金融服务的渐进过程中；在统筹新老市民金融服务中促进金融服务的均等化，提升普惠金融的水平。金融服务新市民的方向就是要解决新市民较老市民而言难以获得的服务，努力让新市民获得与原住居民同样或接近的均等化服务；而不应跳出老市民之外，另搞一个体系；更不能因为片面追求新市民服务工作成效，推出甚至超出原居民的金融服务，那将是本末倒置。
其次，需要对新市民进行细分并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新市民的内涵决定了其外延的宽阔性和复杂性，导致新市民构成成分的复杂性，也因此导致其享受包括金融在内的公共服务 程度也差异较大。
按照目前对新市民的一般界定，新市民的基本特征有两个： 一是属于城镇常住人口，二是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按此“画像”，则新市民构成非常复杂且阶层差异也比较大。既有地方政府引入的高端人才，也有大学毕业生，而更多的是农村转移人口；农村转移人口中又有创业、进城务工即投亲安家之分。如此复杂的结构使得新市民内部存在一个分类分层的问题，表现在金融服务需求与满足程度上，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作为高端人才引进的新市民，一般都能享受到地方政府的倾斜激励政策，甚至享受着优于老市民的金融服务；刚毕业的大学生，因择业的方向和领域不同，实际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各异，有的基本能享受到与一般市民的均等化服务，其比较共性的问题或是安居问题；而作为农村转移人口的农民工，其境况或截然相反，在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方面往往无法获得均等化待遇。如何改善对这一层次新市民的金融服务才是金融服务真正的痛点、难点和短板所在。
因此，需要在对新市民进行合理分层基础上，确定金融服务新市民的重点和落脚点，了解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痛点、难点，实施差异化服务。要对服务对象的金融诉求进行分析研究，分清轻重缓急，寻找有效突破口，从而增强新市民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再次，要找出金融新老市民的差异点，推动新老市民服务门槛的趋同。
如前所述，金融服务新市民的根本要义应该是推动金融服务的均等化，应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实现新老市民在金融要素上的共享。按照推动新市民与老市民金融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方向，金融服务新市民的基本逻辑应该是努力消除新市民金融需求满足度向老市民金融需求满足程度靠拢过程中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因此，要通过对既有产品与服务的梳理，对制约新市民享受金融服务的因素、门槛进行分门别类，按照难易程度制定分期、分步消除差异障碍的行动方案。要对金融机构目前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及产品进行综合梳理，弄清楚哪些领域的金融服务对新市民设置有门槛、有哪些门槛？这些门槛的存在，哪些属于固有的制度体制障碍，哪些属于非制度的、意识层面的“歧视”？
这其中，有的约束或来自外部的制约，有的约束来自金融体系内部，受制于金融机构自身能力的制约，需要通过金融机构自身机制创新和流程再造；有的需要对既有的产品设计进行优化，还有的依托金融机构服务理念的转变。
第四，改善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现实路径是推进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标准化。
毋庸置疑，在现有体制机制下，要一步就消除新市民所能享受的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与老市民金融服务的并轨显然不太现实，甚至在某些方面，这种差异仍将长期存在；而金融服务的标准化将有助于弱化这种差异。因此，应在分类分层差异化原则下，在梳理现有的制约新市民金融服务清单基础上，要探索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标准化。
一方面，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体系内，形成对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标准化流程、标准化产品，以对接新市民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最大可能消除新老市民在享受金融服务方面的不均等性，以标准化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的获得感。而标准化的核心是新市民信息获取渠道正规化、信息采集方式的规范化和风险评估的公正透明化。这就需要加强金融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搭建和完善涵盖新市民的信用信息平台，为金融机构授信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要分析研究新市民的风险特征，建立相对公允的信用评估机制及与新市民相适应的风险缓释机制。
另一方面，要针对新市民金融需求的“广、多、散、碎、”特征，从商业可持续角度出发，金融机构应探索新市民金融供给的规模化、标准化、批量化，提升服务的集成性，既有效降低营销的成本，也便于流程化风险控制、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第五，关注并提升新市民金融健康水平。
从前述对新市民的分层剖析看，以进城务工为主的农村转移人口（包括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无疑是新市民金融服务最薄弱的环节。这类新市民收入相对偏低、风险抵御能力和缓释能力都比较弱，或因金融知识相对缺乏，或因缺乏社会经验，或因超前消费意识失当，很容易掉入各种金融陷阱。从正规金融角度看，目前对接新市民金融服务最直接的入口就是信用卡。而信用卡市场的过度竞争、发卡模式的盲目粗放，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类人群的“超前消费”，催生了一些新市民“以卡养卡”的野蛮生存方式。现实中，新市民中的低收入群体因以卡养卡、共债而陷入债务困境的案例不胜枚举。可以说，相对有经营背景的金融需求，新市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在纯消费金融领域的金融健康状况尤为堪忧。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金融服务新市民显然应该把促进新市民金融健康放在重要和首要位置。既要做加法，更要做减法。要通过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金融行为，强化对新市民金融服务的适当性管理，减少不规范金融行为对新市民权益的侵害，帮助新市民避免因财务接续可能中断和财务脆弱而蒙受金融健康遭损害。要加强行为监管，及时遏制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努力清除各种金融陷阱。当务之急，就是规范各类金融APP，从源头上清除金融陷阱，做好新市民的托底金融保障。同时，作为普惠金融的供给端，金融机构应通过开展金融教育提升新市民金融素质等，理性选择适合自身的金融产品，使其财务状况保持在健康的状态。
需清醒的是，改善新市民金融服务，不是要我们想当然的去推动金融机构一厢情愿地提供产品与服务，而应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对新市民金融服务需求进行细分，有的放矢推动金融机构针对新市民的需求开发相应的金融服务与产品。要了解新市民真正的金融需求，切莫以“妈妈觉得你冷”的方式，一厢情愿去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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