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宏：负利率对商业银行是一柄双刃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志宏

　　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竞争格局、业务模式和风险状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赵志宏  渤海银行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管理官、行长助理

　　即使没有疫情，2020年也注定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一年，疫情席卷全球只是加速经济衰退的到来。

　　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WESP）2019年中期报告，2020年全球GDP增速将放缓至2.9%。2019年10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20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预期，将20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则调至3.4%。其中，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1.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放缓至3.9%和4.6%。

　　贸易壁垒不断增加，贸易和地缘政治相关不确定性加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宏观经济压力以及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因素共同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受英国脱欧、欧洲衰退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甚至会比预期的更弱。2018年全球经济3.7%的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从2019年开始，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周期性下滑，贸易放缓幅度大于经济放缓幅度。

　　经济增速放缓必然冲击银行业

　　金融与经济紧密相关，两者共生共荣。银行业是与国家GDP增长相关性最高的行业，经济增速放缓必然冲击银行业。IMF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出现重大经济下滑，那么存在违约风险的企业债务将升至19万亿美元，约为八大主要经济体总债务的40%。中国是典型的间接融资模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在这样的金融结构中，银行作为信用风险管理者，其风险管理的主要职能就是选择合格的借款人，在微观上依赖于较低的违约率、合理的资产负债比率和充足的担保品以保证本息安全，在宏观上依赖于全面繁荣的经济顺周期、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基本面环境。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红利”的巨大释放也使得土地和房屋等抵押品资产价格迅速增值。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十分有利，普遍能够实现盈利，居民收入也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整个社会的资金流量较为充沛，偿债能力也较强。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银行一方面能够实现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还能够保持较高的资产质量。而随着经济进入换挡期，银行业的经营环境、竞争格局、业务模式和风险状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

　　实际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伴随着利率的急剧下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全球总需求大幅萎缩，将全球利率中枢拉至极低的水平，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周期问题与结构问题交织，经济增长乏力，使得利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区间，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负利率现象是全球大危机的产物，是这场大危机熊熊烈火燃烧之后的余烬。目前主要经济体经济动能衰减，使得利率中枢进一步下移。

　　负利率债券于2010年小规模出现，在2014年欧洲央行引进负利率政策之后规模迅速扩大，到2014年8月已经攀升至5000亿美元。随着欧洲央行继续降息和2016年日本央行加入实施负利率政策阵营，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急剧膨胀，2016年7月创下新高，金额接近12万亿美元。之后，负利率债券规模有所回落。从2018年9月开始，欧元区和日本等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推升避险需求，欧元区和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行，负利率债券规模再次急剧攀升，2019年9月初超过17万亿美元。2019年9月和10月，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改善，全球国债收益率有所回升，目前负利率债券规模回落至13.4万亿美元的水平。其中，负利率债券中以国债为主，占比达85.3%。从国家分布来看，日本、法国和德国是负利率债券规模最大的三个国家，根据2019年8月底的数据，这三个国家的负利率债券规模分别为7.3万亿美元、2.3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43.1%、13.6%和12.4%。

　　从2014年6月开始，欧洲央行引入负利率政策，首次将存款利率降低到-0.1%。日本则在2016年1月对新增超额准备金实行负利率，即商业银行存放在日本央行的部分资金利率为负。随后，丹麦、瑞士等国银行也相继将存款利率降到零以下。2019年9月12日，欧洲央行再次决定，将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从-0.4%下降至-0.5%，这意味着，一个人在欧盟的银行存款1万欧元，一年后，自己只能取回9950欧元。

　　2019年8月15日，丹麦的日德兰银行推出了世界上首例负利率按揭贷款，利率为-0.5%。贷款负利率意味着，银行借钱给贷款人使用，贷款人还的钱比借的钱还少。

　　负利率对商业银行是一柄双刃剑

　　在负利率环境下，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支付负利率（征收利息），这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成本，压缩了银行净利差，造成银行盈利能力恶化。同时，贷款利率大幅下降，银行放贷意愿减弱，盈利能力下降。经济学人智库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巴普斯特（Simon Baptist）表示，如果利率长期保持在零以下，欧洲银行在10年内将无法全部保持盈利，银行合并、破产及商业模式巨变都有可能会发生。

　　2019年9月12日，欧洲央行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大礼包”，不仅在负利率基础上下调存款利率10个基点，更启动自2016年以来新一轮量化宽松进程。如此一来，欧洲央行存款利率跌至历史新低，为-0.5%。而对银行等贷款方来说，这也提高了它们为持有过剩现金支付的金额，侵蚀利润。德国银行业协会主席汉斯·沃尔特·彼得斯（Hans Walter Peters）指出，2018年德国银行业每年因负利率而付出的账单为23亿欧元，相当于该行业年度税前利润的近10%。

　　但比较来看，负利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的，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措施缓解负利率对银行带来的影响，而银行也有路径能够找到更多有价值的投资机会。从丹麦、瑞士或者瑞典来看，银行业并没有受到削弱。事实上，负利率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并非对称的，商业银行的境况也将出现分化。

　　首先，储户的储蓄意愿下降，以息差收入为主的银行面临较大的冲击。绝大多数实施负利率政策国家的商业银行净息差，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原因包括：银行体系陷入“流动性陷阱”，减少了高收益贷款、增加了低收益现金，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负利率使收益率曲线“扁平化”，长端利率与短端利率更加接近，压缩了银行的期限溢价，使净息差大幅下降。存贷款占比较高的银行期限溢价和净息差较高，因而受到负利率政策的负面冲击也较大；相反，对于非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其受负利率政策的影响则较小，甚至部分业务能够获益于负利率环境。比如交易类业务，负利率环境下，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为通过交易获利创造了有利条件，部分交易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因此在负利率环境下表现较好；另外，部分资管业务板块实力雄厚的银行，也能够较好应对负利率的政策冲击。

　　其次，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面临的冲击更大。在负债端，零售存款“搬家”的转换成本较低，决定了商业银行很难对零售存款实施负利率，从而限制了对负债端成本进行调整。在资产端，零售贷款，特别是按揭贷款的期限较长，负利率环境下收益率降幅较大，尤其是浮动利率定价、重定价周期较短的按揭贷款，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更为明显。零售存款和贷款的特点，决定了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在负利率环境下面临较大的冲击。在欧洲主要银行中，零售贷款占比超过50%的银行，其净息差在负利率实施后的下降幅度要比其他类型银行高出15个基点。

　　最后，大型银行脱颖而出。在危机下，小型银行面临更为困难的经营环境，容易导致破产；而大型银行（尤其是国际化银行）在负利率环境下，通过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摆布，可以一定程度地规避本国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冲击。大型银行应为兼并重组的机会做好准备。

　　日本银行业在极端低利率环境下的案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三大过剩问题（就业过剩、产能过剩、债务过剩），且私营经济无法采取新的增长举措。为了刺激放缓的宏观经济走势，日本银行从1999年开始实施零利率政策（紧跟量化宽松政策）。直至今天，日本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一直保持在极低的水平。

　　在这种宏观环境中，金融机构尤其被寄予厚望，希望其提供新的附加价值，如提供“中等风险和中等收益”的金融中介职能，而企业部门则转为超额贷款。通过延长贷款和降低存款利率（减少保证金），日本金融机构处在非常严峻的商业环境中，于是金融机构被迫进行商业模式变革。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更倾向于开展市场运作（尤其是海外市场），通过并购等促进海外市场的发展。二是高效底层运作：审查国内线下网点，并向数字化运营转型。在此期间，金融机构部分业务模式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金融服务捆绑业务（银行、证券和信托与巨头集团合作提供以客户为主的各种服务），增加咨询及其他服务的收费，提高海外利润率等。三大银行的海外收益率从2007年的30%上升到2015年的40%，贷款额增长了三倍。

　　通过存款手续费和数字化优化实现根本性的商业模式变革仍在进行中。从流动资产结构来看，在所有银行加总的1270万亿日元（截至2019/5/31的所有国内银行账户，不包括日本邮政银行）中，贷款占47%： 592万亿日元 （日本国内516万亿日元，日本国外76万亿日元）；存款/现金等价物占22%：275万亿日元 （主要是日本央行的经常账户，但大部分没有负利率）；投资证券占比16%： 205万亿日元（日本国债：外国证券61万亿日元 ，其中包括在海外分行登记的投资证券，15万亿日元）；其他占15%： 280万亿日元。

　　中国利率走势与银行业的应对

　　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出现名义负利率，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阶段性实际负利率的时期【实际负利率指通货膨胀率高过银行存款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快速攀升，导致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为负】，分别是1992年10月至1995年11月、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2006年12月至2008年10月、2010年2月至2012年3月。在上述四个负利率时期，CPI最高值分别达到27.7%、5.3%、8.7%、6.5%。从2015年11月开始，CPI涨幅超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中国再次进入实际负利率时期。

　　从当下的世界经济趋势来看，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降成为未来常态。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时期，负利率是一种全新的政策试验，其长期影响仍未知。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如今已接近尾声，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从风险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增加，这将对商业银行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厘清当中的逻辑是商业银行应对政策变化、调整投资策略的基础，国内商业银行需要重新审视长期投资目标，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开展多元化运营。

　　（一）负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加强综合经营。

　　一是优化收入结构，提升非银行板块业务的收入，如佣金及手续费、私人银行、投资银行、资管业务等。同时还应通过增加其他收入的方式弥补利润缺口，比如加大对科创企业、小微企业、绿色环保行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采取“以量保价”的策略，促进贷款规模提升和利息收入增长。以财富管理业务为例，精耕财富管理市场，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增厚中间业务收入。从供给端来讲，负利率及低利率环境削弱了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而财富管理业务以收取手续费为主，不依赖利差，可以为银行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从需求端来讲，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利率长期来看处在下降通道，这将驱动居民储蓄加速向财富管理行业流入。

　　二是应重点关注负利率政策带来的资产交易机会，提高非债权资产占比，优化投资组合收益率加大对投资银行、固定收益、大宗商品以及外汇产品等交易业务的投入力度。未来在低利率环境下，无风险收益率趋降，传统债权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需要商业银行另寻突破。银行可考虑加大对权益、大宗商品等“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比如通过与券商、基金公司合作，以MOM、FOF的形式介入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同时，商业银行也可前瞻性地开发负利率产品应对经济寒冬，比如负利率存款产品、负利率贷款产品、负利率企业债、负利率同业拆借及负利率国债。

　　三是优化资产配置，开展风险经营。一方面，商业银行要优化贷款类资产的配置结构，按照流动性风险、金融去杠杆等监管要求，回归传统信贷业务，并着力提升零售贷款的业务比重，比如可以加大五年期以上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用公司存款来支持零售贷款；另一方面，要做好资产久期管理。在利率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加大资产端的期限错配力度提升期限溢价。同时，在市场流动性充裕时，可以适当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配置，以灵活应对市场流动性变化。

　　（二）拓展海外业务，减少在负利率地区的资产配置，提高在负利率地区的资金筹措力度。商业银行需优化资本运作，加速海外布局。国内商业银行应不断提高海外市场的业务能力，善于利用地区间净息差的差异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在“负利率”地区的融资额要大于投资额，在息差较高地区则要采取投资额大于融资额的策略，为应对国内息差收窄提供更广阔的资产摆布空间。

　　（三）强化成本管控，兼并重组、拓展线上渠道、发展监管科技，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优化负债管理，争揽活期存款来降低资金成本。从国际实践来看，扩大低成本资金也是商业银行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途径。而通过拓展手机、互联网等数字化渠道扩大零售业务的覆盖范围，可以有效增加核心客户数量。未来，善于为不同类型客户提供多样化产品服务的商业银行将具备较高的获客能力，低成本资金管理的竞争力也将更强。同时，在当前资金面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应灵活运用同业存单、债券发行、中央银行借款等主动负债工具，降低负债成本，优化负债期限结构，获得更多期限溢价；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需加大科技的投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5G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对经营管理效率起到质的飞跃，同时利用科技手段增加线上线下的获客渠道。

　　（四）对于在负利率地区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中资银行而言，为更好地应对负利率，应增加批发融资的比重，提高负债端对基准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同时，应提升贷款在资产中的占比，加大对中资“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力度，并通过与负利率以外地区分支机构的合作，加大负利率以外地区的资产配置。此外，还应灵活调整资产负债计息方式和重定价周期：在负债端，争取采取固定利率定价，拉长重定价周期；在资产端，则争取使用浮动利率定价，缩短重定价周期。 

　　(本文作者介绍：管理学博士，2015年9月加入渤海银行，现任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管理官、行长助理，CF40和天津市政府战略合作“北方新金融研究院（NFI）”创始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