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作者：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人们普遍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对经济的外生冲击，正如伯南克所说，新冠疫情像一场自然灾害，让中国及全球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完全休克状态，经济活动及社交接触基本冻结。
从1、2月份国内经济社会运行数据可以看出，市场严重低估了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正因如此，美欧等国意识到社交疏离带来的经济活动停顿将对其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接连出台了重量级的经济刺激政策。
全球产业链中断、外需变化以及疫情第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或给中国经济带来第二次冲击。1、2月份社会经济运行数据反映出我国已经遭受了一次冲击。但目前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系、全球价值链都有深度关联，意味着在欧美国家经济活动停滞后，中国可能遭受经济上的第二次伤害。
这不仅在于境外输入病例可能导致国内疫情二次反弹，还在于全球疫情对供应链、外需环境变化的影响。第二次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会超出此前评估。一季度的GDP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可以反映出疫情冲击的程度。此外，判断疫情对全年经济的影响，还需要结合美欧等国的疫情发展情况。
中国经济核心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济运行本身面临较大挑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从改革开放早期平均4%的年增速降到目前的2%以下，下滑明显。在此情况下，在未来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速面临很大挑战。
换言之，总量意义上的GDP增速已经很难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结构变迁、微观经济基础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居民生活质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等社会经济结构层面的指标，更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有其基本逻辑。面对疫情这样的“自然灾害”，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应对灾难带来的损失，维持住灾后经济复苏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再纠结总量增速目标，在摆脱原本是刚性的增长目标的约束后，政策意图会更清晰、政策手段会更合理。
针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要明确宏观政策的力度和施力侧重，保障社会稳定和企业持续经营，夯实疫后经济反弹的基础。现在大家开始担心本轮经济全球化会戛然而止，中美可能彻底脱钩等问题，要考虑到这些疫情可能产生的后果，以此为出发点，使政策举措不至于进退失据。要确保宏观政策不至于恶化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
消费、中小微企业遭受直接冲击
“新基建”只能作为次重点
消费、中小微企业和“新基建”应成为政策施力的侧重领域。与过往危机不同，疫情对中国经济直接冲击最大的领域是消费和中小微企业，这两个关键词的背后是“就业”二字。而“新基建”只能作为次重点，其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问题有很大价值，但在应对短期实体经济大幅下滑方面“量级”不够。
首先，消费拉动经济的重要性提升。2019年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占57.8%，而在投资方面，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我国缺乏“量级”足够大的基建投资项目。因此，目前消费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甚至疫后经济反弹的作用更大。
但疫情本身又给消费带来了很大的直接冲击，同时又通过中小微企业给消费造成了很大的间接冲击，企业面临困难，居民收入下降，消费意愿和能力都会下降。
其次，中小微企业面临困境，就业问题严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卢海教授团队最近使用智联招聘大数据进行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更清晰地描述了当下的就业问题以及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境。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新招聘的职位和人数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大约30%，就业问题非常严峻。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程度和行业、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等因素密切相关。行业分布上，遭受疫情直接冲击的文化、传媒、娱乐、服务业，招聘职位下降程度最大。企业规模上，中小微企业招聘职位与去年相比下降比例超过40%。从复工情况来看，通过比较春节后三周与节前三周职位数的变化，可以看到去年春节一结束职位数增加约150%，各行业基本在100%以上；而今年春节之后，服务业的职位数比春节前还少，其余行业增幅也不大，交通运输及政府部门职位数增加最多，也仅不到40%。
最后，“新基建”重要，但很难解决短期经济大幅下行问题。据估测，5G基础设施投资至2026年约达到1.15万亿元，而在2020年新增投资额估计仅为2288亿元。从该角度而言，“新基建”很重要，能有助于中国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现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再工业化对保持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非常重要。
但是，“新基建”的投资量级不足以应对经济遇到的短期重大冲击。因此，需要重新判断我国未来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政策着力点及对应的政策力度。
经济复苏方案需要力度更大
应更加侧重财政政策
我国需要一个力度更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经济刺激或经济复苏方案需要力度更大，应更加侧重财政政策，关注消费和中小微企业领域。货币政策则需保持高度灵活性，保证市场和企业层面流动性相对充裕。
针对消费，首先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费。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起征点由5000/月调高至6000元/月，降低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3%，超过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此举可增加2900多亿元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对促进消费是有利的。
其次，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或现金发放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促进内需回补。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向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由于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较高，消费券会更有效地转化成真实消费。
经测算，若以每人1000元的标准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与湖北省就业人群合计将获得2627.31亿元的补贴，这对刺激消费、恢复市场活力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一个可行的思路是针对我国所有成年人全民发放为期3个月、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总额大约为9000亿。根据文献估计，大约25%会转换为消费，实际成本为2250亿元。
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可对激活市场经济活动发挥较好的作用，财政应能承担这部分成本。
针对中小微企业，首先，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基于2019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合计12848亿元，假定2020年3-5月全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额不变，则可以为企业节约税金2570亿元。如果力度可以更大，可以将所得税下降延伸到整个2020年。
其次，建议由财政直接给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难解决。建议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成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通过商业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并由国家与商业银行共同承担信用风险。这样既直接提供信贷给中小微企业，帮助其解决现金流问题，又可以避免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为疫后经济复苏保留必要的微观经济基础。
针对基建，建议基建侧重于民生相关的领域，如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的工程项目在投资量级与资本收益率方面具有优势，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不会变成无效投资，反而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应积极筛选、储备民生领域的基建项目，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
本文系作者在3月29日的CF40双周内部研讨会“全球应对疫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与作用”上所做的主题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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