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建军
新冠疫情防控好转并非意味经济走出阴霾；
复工复产和需求回暖效果仍需时日，外需压力更显突出；
宏观政策需要“救助+刺激”分层策略。
一季度数据全面下滑告诉我们什么？
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短期经济增长主要是有效需求决定的，长期潜在产出则是劳动、资本和技术等供给要素决定的。这一次经济冲击最大的不同是，疫情影响之下供需两侧瞬时受到冲击，并产生了回弹式的相互作用。
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冲击是从哪一端开始的，但社会经济生活互联互通的生产和消费网络暂时中断，导致供需两侧经济数据大幅下滑。
→ 需求端：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4.5%，货物出口同比下降15.9%；
→ 供给端：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
经济的全面萎缩，也影响了企业收入和就业。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8.3%，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
生产萎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企业生产时间的大幅压缩，复工复产被疫情所制约，导致开工不足和销售收入下降；二是刚性成本和各项费用的支出并没有减少，挤压了企业利润。
需求萎缩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居民主动减少了非生活必需类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导致最终需求不足，这在汽车和石油类消费均大幅下滑30%、餐饮和住宿消费纷纷下滑40%以上中可见一斑。二是同样基于开工延迟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31.5%，基础设施投资下降30.3%，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3%。考虑到三者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5%，投资需求下降是非常大的。
以上是1季度统计局公布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观察和分析，这为我们今后研判经济趋势提供了一个框架：
①供需“双杀”意味着必须同时关注两端数据；
②复工复产的情况，直接拉动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
③消费支出何时回暖，直接决定复工的效率和后续生产恢复的持续性。
1季度最后出炉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给我们这种观察提供了部分的证据。
国家统计局在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比上月回升24.1个百分点。
综合PMI产出指数
PMI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它在3月份出现一个大V反转，除了2月份的低基数以外，最核心的就是“加速复工”论。根据统计局的解释，当前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6.6%，较2月调查结果上升17.7个百分点。这说明，复工复产的确是经济恢复的重要支撑要素之一。
但是PMI指数的大反转是否可持续还需要观察，一般认为只有当PMI连续三个月以上同向变化时，才能反映经济运行的趋势性变化。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供需两侧全方位数据的持续跟踪之中，观察复工复产和消费回暖的真实情况。
经济复苏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
2月初的时候，市场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的看法是偏于乐观的。主要是来自于对“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横向比较。2003年2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从1季度的11.1%下降到了9.1%，但3季度增长率恢复到了10%，2003年全年GDP的增长率高达10%，高于2002年的9.1%。但目前看，市场的一致看法则偏于悲观，不仅预测一季度经济会负增长，而且经济很难出现V型反转，这和非典时的情况不太一样：
一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已更多地由内需拉动，服务业不断扩张，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的依赖程度下降。2003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是12.4%、45.6%、42.0%；2019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7.1%、39.0%、53.9%，第三产业占比增加近12%。需求结构同样反映了这种变化：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约占GDP的55%，2019年这一比例不到40%，而消费占比上升到60%。
产业投资规模大、响应速度快，因此很容易重启，但消费和服务业聚集效应差，而且还受到收入预期、通胀水平等多维度因素影响，对政策也不太敏感，不容易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因此重启相对慢，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复苏。
二是全球疫情发展并不同步，外溢性影响被放大。和“非典”时期不同，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也没有发生全球性的疫情问题，全球化的红利不断释放。当前国际环境趋紧，特别是虽然中国在疫情控制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全球疫情没有出现显著的改善，世界经济和贸易可能出现中断。2019年中国的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30%，考虑到外贸订单和生产之间还存在2-3个月的时滞，外需的冲击影响必然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冲击已然出现，比如3月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只有46.4和38.6，离荣枯线指数50的差距还比较大，说明出口前景并不乐观。
三是生产和投资被需求所抑制。消费和服务业恢复的时滞较长，以及外需的冲击，意味着企业订单增长不会很快。同时，部分国内工业生产和出口制造行业依赖欧美进口零部件（比如汽车、电子产品，医药、化工），可能出现即使国内有需求也无法制造的情况。企业极有可能面临复工率高、但复产艰难的情况，3月中旬，国家电网日均发电量同比下降2.9%，表明产能利用率还没有完全恢复。
宏观政策需要分层设计
目前国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未完全解除，海外的情况仍然比较严峻，供需两端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相较于全球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被动影响，当前国内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因此稳住国内经济，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并保持一个适度的正增长，应是题中之意。
3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都针对当前的新情况做出了政策部署。
我们认为，应该从复工复产和刺激消费回暖的框架来思考宏观政策，从“救助+刺激”两个层次做好政策安排。
一方面，复工复产的前提是保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存。当前很多企业陷入困境，并不是因为管理不善，或者产品没有销路，而完全是疫情冲击所致。如果企业倒闭，新企业的资本投资、融资、生产销售再加上雇佣工人将需要很长时间，这肯定会延长复苏的时间。相反，如果这些企业能够安然度过危机，就能迅速恢复生产能力，从供应商那里采购产品，向客户销售产品，增加居民收入满足最终需求，形成经济增长的正向反馈。
保住企业的根本是解决运营资金来源问题。从国际上看，现在美国、欧洲出台的很多补贴计划力度很大，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把短期的冲击变成中长期的经济难题。
另一方面，要加强有效需求管理，刺激经济增长。在疫情警报没有完全解除之前，企业在利润下降、居民在收入不稳的预期下，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不可能大幅增加。这时候就有必要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增加公共需求。
其实，即使不考虑疫情因素，今年消费和出口的增幅压力也非常大。2019年，按美元计我国进出口总值下降1.0%，出口增长0.5%。2016-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10.4%、10.2%，9.0%和8.0%，增速逐年回落。所以，扩大有效内需以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本身就需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民间投资会更加谨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也受限，扩大政府有效投资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选择。
财政政策当然不是万能的，也不能无限使用，特别是我们之前加杠杆的后遗症还没有彻底摆脱。但是短期刺激是必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政策桥梁，待经济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则自动停止，因此平衡考虑经济的短期危机和长期增长质量问题需要在财政政策设计上考虑一个自动阀门的机制。
货币政策在现阶段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市场流动性稳定和贷款特别是短期贷款的可得性，要加快贷款发放的速度。不管是银行的商业贷款，还是财政担保的救助式贷款（通过特别国债和银行配合实现），都要保证贷款到位的效率，防范金融市场顺周期扩大信用紧缩引发债务违约和企业重组，防范短期的流动性困难变成债务危机。
货币政策还要做好前瞻性的指引，随时准备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资产购买，开放贴现窗口提供直接的流动性支持，给予市场较为宽松的金融条件预期，引导市场主体在投资和消费支出上不会顺周期下降。
最后，降息政策可能不是优先的选项。降低利率在应对当前支出下降的问题上效果有限，且需要政策传导的时间较长，因此可作为备选政策。此外，当前全球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美元流动性还比较紧张，保持一定的息差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减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冲击。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现任中国商务出版社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商智库秘书长、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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