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之间的矛盾。
导读：2月10日以来，企业相继复工复产。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如浙江超90%，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已经超过70%，但从全国来看，中小企业复工率仍不足30%。
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还面临疫情防控问题。当前，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当前企业面临的困境？从短期和中长期来看，又应该如何“对症下药”，保证经济合理增长？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2月2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在线上举办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42 期暨“双周圆桌”第277期，多位与会嘉宾就“应对疫情冲击，保持经济合理增长”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当下最主要矛盾：控制疫情VS恢复生产
“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之间的矛盾。”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会上表示，“而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处于前者向后者转化但又尚未完成转化的阶段。”
余永定认为，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现阶段很难说发生反复的概率有多大，目前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当前恢复生产的前提就是不要让疫情出现难以控制的反复。
但究竟该如何平衡恢复生产和防控疫情？
余永定指出，人口流动既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也是复工复产的关键。对此，国家可以制定统一的开工防疫标准，使企业有章可循，在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生产。
但抓防疫是为开工创造条件，决不能以抓防疫为由而不开工。为使上级政府有效调动下级政府和企业领导的积极性，可以采取必要的奖励机制——对于确有困难无法开工的企业，不能强行勒令企业开工；对于以防疫为名而不作为者，严格问责。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建言，鉴于复工复产和疫情反复之间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很难制定全国统一性的政策，应当在分区分级的基础上，把更多的具体事务决策权交给地方和更基层单位。“上级政府做好监测疫情和随时采取补救措施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允许地方政府不断摸索、试错。”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强调了尽快恢复人口流动的重要性，他并表示，“政策重心应放在解决就业难题上，因人口流动阻断而导致的就业问题可能更严重。由于人口流、货物流的不畅，同时全球疫情的爆发，会否引发更多、更大的经济问题，如房地产、外汇储备等地产、金融领域的波动导致预期变化，须谨防因这轮疫情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资金流动，余永定认为，当前金融机构的工作重点是确保供应链不因资金链的中断而中断。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确保不抽贷不压贷，延长还款免息期，对受疫情影响的客户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加大对生产医药防护企业的审批效率和贷款支持。
对于完全复工的时点，高善文判断，因防控疫情与恢复生产之间平衡的难度，复工的进度不会很快。如果能在3月底恢复至往年3月份的水平，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重点关注三大潜藏风险
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9年第四季度宏观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疫情带来的损失有些已经充分暴露，有些尚未充分暴露，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潜在风险。
《报告》指出，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点有二：
其一是短期性。疫情在短期可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但大概率上，随着疫情的好转和结束，整个经济会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
其二是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从已暴露的风险来看，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类的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这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突出。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引用了蚂蚁金服的一项对2万多小微企业的调查——超八成的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者受到疫情影响较大，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在这些薄弱群体中，尤其以“小店”为代表的个体经营者的抗压力最弱，对资金的需求也最迫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前的一些政策可以很好地缓解头部企业的问题，但那些分散化的小微企业，即长尾客户，实际上很难享受到政策优惠，而复工最大的挑战也在于这些企业。
“要防止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金融业不良资产增加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如果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难，这可能就是一个系统性风险。”黄益平强调。
更加不能忽视的，是疫情带来的潜在风险。
《报告》指出，首先要关注短期内的信贷塌方风险。近年来住房抵押贷款和基建相关贷款在我国新增贷款中占比超过60%，如果二者双双大幅下降，再加上企业贷款难有起色，全社会新增信贷可能面临塌方风险，这会严重打击全社会新增购买力和总需求，给宏观经济带来新的压力。
其次要警惕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缺口放大的次生伤害风险。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放大，可能会延迟一些经常性开支的正常支付，会让一些对抗疫情的优惠政策难以真正落地，会因为资金问题延迟项目开工，会从不合理渠道筹措资金，会向企业摊派，这些都会给接下来的经济运行带来新的压力。
再次需要关注新冠病毒传播在国内大幅度缓和以后会不会长期持续，以及新冠病毒会不会在国外大面积传播及其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应对疫情短期冲击，防止现金流断裂
对于疫情引发的短期经济冲击，专家开出的药方是，防止现金流断裂。
在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由于需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因此经济活动基本上处在冻结状态或者是休克状态。这使得很多商业活动特别是服务业遭受沉重打击。
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认为，这种打击更多地表现为暂时性的现金流问题，是一种短期冲击，并没有对产业能力本身造成损害，只是损失了收入，疫情结束后就可以恢复，有的可以回补。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现金流断裂风险。
黄益平指出，缓解现金流断裂问题的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增加业务收入，二是减少经营成本，三是获得外部融资。如果按照迫切性排序，越往后的越重要。
从政策工具角度来看，财政与货币政策该如何配合才能相得益彰？
专家普遍认为，这种疫情引发的冲击不是需求侧的（虽然也影响需求），而主要是供给侧的；且疫情影响并不表现为技术冲击，也不表现在实物资本，而主要表现在对人力的冲击。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冲击表现，要求政府在宏观政策应对上也要有所区别。
《报告》指出，财政政策的优势在于具有精准定向、暂时性、政策滞后时间短等特征，适用于应对疫情的一次性短期冲击。因此，财政政策应发挥主力军作用，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报告》呼吁，需要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弥补政府收支缺口，这是防止广义信贷塌方和地方政府收支缺口次生伤害的关键保障。粗略估算，大致需要1-1.5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填补各项优惠政策和增加支出所需的资金。
CF40成员、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认为，在财政政策应发挥主力军作用时，还需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短期应急政策不能长期化、固定化、扩大化。比如财政部和央行合作的3千亿针对扩大防护用品生产供给的再贷款引发了其他行业的攀比行为，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套利空间。二是基于交易行为的阶段性税费减免作用有限，企业获得感并不强，应谨慎实施；三是基于固定收入和固定支出的优惠政策是有效的，应该抓紧出台，但也要实时适度，注意政策的有效期。
“应对一些外溢性高、易出现系统性崩塌的环节进行定点救助，而不是简单在宏观层面上放松。”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补充提示，要防止过度救助，政府可对非常态冲击下的风险建立成本分摊机制。
刘元春同时提出，在疫情发展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政府更应强化底线管理。其中要特别注意四点，一是要全面管控舆情，二是要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三是要防止现金流断裂导致社会过度波动；四是要在舆情管控中讲方法，体现政府的责任感。
对于货币政策，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表示，应对短期冲击和长期冲击的宏观政策要有所区别。应对短期冲击不应使用全局性的、长期的、不可逆性的政策手段，而是应该主要采取结构性的、短期性的、可逆性的政策工具，这是实施时滞较长的货币政策时尤须注意的一点。
与会专家强调，当前货币政策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为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使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此外还应防范疫情可能带来的对广义信贷的严重负面冲击，以及力争让经济增速重回潜在增速。鉴于货币政策存在时滞，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具有前瞻性。
另一方面，节后央行释放的流动性较以往更为宽松，目前虽然回收了一部分，但很多存量信贷资金如何疏导仍是一个问题。有专家建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合作，对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激励政策。比如采取类似美国在2008年危机后为激活消费贷款而实行的资产证券化的做法，央行提供一定的流动性，财政给风险做些补偿，这既可以激发微观金融机构的活力，使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有动力去支持长尾客户，也可以节约银行的资本金。
在谈到信贷对小微企业的帮扶时，黄益平特别提到，可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和数字经济的作用——与17年前非典时期相比，当前时代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数字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目前网购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经超过20%，数字经济可以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此外，数字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复苏方面也大有可为。黄益平在会上建议，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的支持政策应该向网络银行或者城商行倾斜。
政策干预的一大关键：
经济活动主体如何预期未来疫情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在医学上很多机理尚不清楚。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变异？肺炎的致死率、传播率是否会有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使得疫情的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多位与会专家强调，多项尾部风险亟需保持警惕的情况之下，必须将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重要抓手。
CF40成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表示，目前抗击疫情与复工复产之间的一大掣肘，就是老百姓对于疫情不确定性的恐惧。此时，政府的信息输出与宣传引导极为关键，应出台更多指导，提供更多教育信息，及时处理好社会群体的情绪疏导工作。无论疫情能否很快过去，都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层、分类制定对应方法进行差异化探索，以稳定公众情绪、合理复工复产。
另一方面，高善文指出，经济活动主体如何预期未来的疫情发展，对于下一步的经济活动以及政策干预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企业和居民认为疫情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经济活动很快会恢复正常，那么经济活动将会在短暂的“冻结”状态之后出现报复性反弹。“现在房地产企业卖不出去的房子、航空公司卖不出去的机票等许多被抑制的需求、被延后的需求都会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集中爆发，大部分需求都会得到补偿。即使一些需求无法恢复，但如果预算已经留好，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需求增加体现出来”高善文表示。
在这种预期下，政策干预的着力点在于防止商业活动的现金流断裂。而防止流动性断裂的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政府、银行、企业、员工、供货商等相关经济主体共度难关——可将员工工资水平暂时降低，由政府为员工提供一定数量的收入补贴；银行方面可给予一定利息免征；财政方面可提供贴息；五险一金可暂时免除等。
图/网络如果认为疫情来回摇摆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那么就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高善文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一般反复发作，发展成为人类与流行病的长期斗争，那么无疑多个经济部门将会受到长远影响，一些经济活动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展开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许多商业活动需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流动性问题，而是清偿力问题，是商业模式的生存问题。哪些商业活动能够继续？哪些需要调整或关闭？银行坏账如何处理？这些都会带来问题。
高善文提出，“在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这当然要通过分散决策来降低风险，由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尽量稳定总需求，降低恐慌，并设法为银行和企业员工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较快控制住疫情的可能性，显然是比较大的。”
王毅对此问题补充表示，如果疫情反复、长期存在，则可能对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产生冲击。“如果一些外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进行生产，会不会考虑调整全球布局？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的经济影响，必须做好政策应对。”他说。
肖钢则从产业形态角度提出看法。他提出，如果人们的消费需求与行为模式发生渐变，部分实体店面、传统经营模式会受到挑战，有些可能会被逐渐淘汰，那么我国服务业结构、服务形态也可能发生变化。此时，政府应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出台相应政策对相关产业进行支持和引导。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小微企业会面临自然的市场出清。在此情况下，不应再大量动用信贷资源去支援这类企业的临时性存活问题。
反思深层次矛盾，补足社会公共管理短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引起反思。与会专家表示，面对此次危机，如何汲取教训、补足短板以化危为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① 改善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
张斌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是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此次新冠病毒从扩散到爆发进一步暴露出了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存在的短板，需要深刻反思，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这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尤为重要。
首先，经济增长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会逐渐让位于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务，政府的目标和职能需要及时调整，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
进入人均收入1万美元社会以后，大部分国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人均GDP提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改善在递减。卫生、医疗、教育、公共安全、交通等方面改善成为进一步改善广大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支撑，也是广大居民评价政府职能更重要的标杆。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具体而言，王毅提出，可抓住当前机会，在全国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谋划一批补短板投入和制度性改革，如政府投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这方面，我国在历史上有过很好的经验，如当年的“村村通”工程。
王毅还在会上提出三项研究建议：第一，全面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实行免费教育；第二，渐进地推迟退休年龄，弥补社保缺口；第三，住房公积金制度确有弊病，改革势在必行。
其次，改善公共管理和服务依托于合理的问责机制。
张斌表示，完善公共管理和服务离不开合理的问责机制，正如建设市场经济离不开价格机制。问责机制发挥了指挥棒作用，告诉公共管理和服务提供者，哪些是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善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正如价格机制告诉企业资源向哪里流动。问责机制奖励或者惩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提供者，正如价格机制奖励高效率企业、淘汰低效率企业。
再次，问责机制需要宽松的舆论环境，多一点小噪音可以避免大混乱。
对公共管理和服务提供者的问责有真知灼见，也必然有偏见和谬见。“我们应该对民众有信心，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听起来杂乱，然而不同的声音会让各种压力释放，趋向理性和正义的声音最终会占据上风。过于严格的舆论环境未必能全部消除偏见和谬见，甚至可能抹杀了真知灼见。”张斌强调。
②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目前来看，央行已在货币信贷支持疫情防控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目的在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解决短期信用收缩的压力。但在张晓慧看来，对于当前情形下中小企业的困境，还应首先区分其是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流动性不足。
“即便可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助力对冲当前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我们仍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长期阻滞。从总量角度来看，银行间市场从始至终都是不缺流动性的，无风险利率其实并不很高，问题在于如何将流动性传导至中小企业手中。这就涉及到货币政策的老问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顺畅。”张晓慧指出，“由此看来，尤需抓住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时机，对经济金融活动当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阻滞进行坚决改革。”
张晓慧表示，要想建立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的有效机制，就要在央行的货币供应、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实体经济这三大环节上做功课，祛除其中的阻滞。除了央行要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企业经营环境必须保持稳定、有较强的风险定价能力，同时也要为金融机构解决可以支撑和扩大信贷投放的资本约束、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约束，严厉打击金融套利和资金空转行为，方可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针对市场上存在的一些希望通过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来实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呼声，张晓慧直言，“不希望利率市场化进程走回头路。”她表示，虽然从当前看存款基准利率仍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压舱石，但在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还是应该坚持使用下调MLF、DR007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方式带动LPR下调来实现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降低，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利率的两轨并一轨”。
“当短期冲击遇到了长期改革的问题，还是坚决不能手软，要坚定地沿着改革的方向走下去。”张晓慧强调。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赵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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