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盘和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声誉机制”也是优化董事会决策的一个可靠途径，即李彦宏、熊晓鸽等“明星董事”们会珍惜自己在公众中的“声誉”，而不是物质利益，从而避免成为“花瓶董事”“橡皮董事”的可能性。
联通混改再次加快节奏。昨日，中国联通连发12篇公告，其中，公司董监事会拟提前换届，引入新的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代表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董事会成员拟由7人扩编至13人。其中，提前改选董事会尤为引入关注。
在13人的董事会中，百度、阿里、腾讯、京东等外部投资者获得了6个席位的提名。8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有3人来自中国联通，包括董事长王晓初、总裁陆益民、集团副总经理李福申；另外5人均为中国联通这次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分别是中国人寿副总裁尹兆君、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卢山、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廖建文和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胡晓明。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鸽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始于2017年的联通混改是我国央企混改中的新样板，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以来，央企混改中分量最重、力度最深的一次国企改革，不仅因为引进了BAT等战略投资者，而且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约35.19%，真正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多元化股权结构，均超出市场预期。
而此次改组董事的力度更是超出市场预期，其中来自战略投资者的席位高达6个之多，让人对联通混改核心“同股同权”充满期待，特别是李彦宏、熊晓鸽等“明星董事”，基于“声望机制”等因素，即这些人更珍惜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物质利益，必将对联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产生深远影响。
国企混改成败的核心在于“同股同权”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的最终出发点和目的都是提高国企的效率。实践证明，单一的国有产权或国有产权独家治理的企业在效率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国企产权所有者实质性缺位，导致产权所有者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监管、制衡缺失，从而贪腐、低效率等“国企病”出现。由于国企产权“全民所有”必然导致“全民无法真正所有”的现实，这显然无法通过国企内部改革来改变这种状况。
国企混改的改革逻辑是，如果引入高效率、产权清晰的非公有资本，与国资组建成为共同体，产权混合后利益上的“同舟共济”，将促使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参与董事会决策等形式，监督、提升“混合所有制”国企效率，从而让产权所有者缺位的国有资本实现“搭便车”提质增效目的。
因此，国企混改的成败最核心在于“同股同权”，基于股权进而实施决策是企业现代治理的根本性前提，也是优化国企决策的根本性保障。联通混改的最大亮点在于，将超过35%的股权比例让渡给民营企业，但假如不能实现“同股同权”的话，再多的股权比例都没有意义，难以获得相应的国企管理权和决策权，其改革效果也就难以期待。
在联通混改方案之初，有券商分析师曾对媒体表示，对于联通混改，外部投资者有没有董事会名额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想改革得彻底，必须有董事会名额。如今近乎一半的外部投资者提名，可以说此次改组董事的力度是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甚至可以“罕见”来形容，充分彰显了我国国企改革的魄力与决心。
“明星董事”能防止沦为“花瓶董事
董事会是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规定，按公司或企业章程设立并由全体董事组成的业务执行机构。董事会制度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居于核心的位置，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股东的绝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通过董事会来贯彻的，董事会执行着股东的意志，然后再将这种意志转变为公司的战略决策。
董事会制度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还尚未找到可以代替它的其他有效制度。换句话来说，董事会在“同股同权”居核心地位。从联通此次改组董事会的公告来看，充分体现了联通混改构建多元化董事会的初心与诚意，直接引入李彦宏、熊晓鸽等“明星董事”进入联通董事会后，在席位数量上和董事质量上，都在公司法层面保障了战略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声誉机制”也是优化董事会决策的一个可靠途径，即李彦宏、熊晓鸽等“明星董事”们会珍惜自己在公众中的“声誉”，而不是物质利益，从而避免成为“花瓶董事”“橡皮董事”的可能性。
窃以为，假如说联通去年的混改方案是一个华丽的开幕，那么这次董事会改选方案则是迈出了混改最关键、最实质的一步，对于优化董事会结构，建立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影响深远。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青年经济学者，著名财经评论员)
责任编辑：谢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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