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国在全球化逆风时期要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持续发挥比较优势与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已经在全球贸易分工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全球“双环流”分工格局下扮演着核心枢纽的角色。

　　张明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攀升：长期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一书中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探寻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的模板与范例。但也要看到，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是非常艰辛的。在全球化逆风时期要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因为开放多元的环境才对自身的赶超之路更为有利。

　　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你如何评估目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张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经历了一次难得的检验。自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持续上升趋势，月度贸易顺差更是连创历史新高。究其原因，是由于在中国暴发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反应及时，在很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以至于当全球疫情集中暴发时，只有中国企业开始复工复产。这造成在短期内，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地位显著上升的格局。这次检验证明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具有较强的韧性。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大宗商品、关键原材料、核心元器件方面依然高度依赖进口，最终出口市场也比较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团队出版的《中国攀升》这本书提出，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中心—外围”架构之中，发达国家处于全球贸易、金融、投资体系的中心，新兴市场国家另起炉灶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环流和发展中经济体组成的环流中，起到了双重枢纽作用。一些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是否会影响到这种枢纽地位和功能？

　　张明：的确不能排除中国在全球分工格局下核心枢纽作用下降的可能性。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发达国家认识到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及脆弱性，开始着力调整全球生产网络。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将会呈现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的态势，这事实上意味着生产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退步，而中国在过去全球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可能会被削弱。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呢？一是要增强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龙头地位；二是要努力强化中国在RCEP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三是要尽可能维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中枢地位。

　　中国新闻周刊：在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背景下，是否会打乱你所描述的这种“双环流”格局，重新回到“中心—外围”模式？

　　张明：一方面，未来全球生产与贸易格局的演进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目前的全球化仅仅是“退潮”，而非彻底逆转；另一方面，不排除未来全球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区域化、集团化取代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在自己所处的区域（例如亚太、RCEP、“一带一路”等）继续扮演与强化核心枢纽的角色；另一方面应依然主动地与其他区域（例如欧美）的国家保持积极的经贸与金融互动。“双环流”格局与“中心—外围”模式并非完全的非此即彼，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即使未来外部环境面临动荡与风险，中国也应继续努力在全球格局中向上攀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到，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核心在于利用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发展潜力的优势，实现“以内促外”。这与过去“国际大循环”模式，有什么不同和新意？

　　张明：过去“国际大循环”模式的核心，是“以外促内”，是“以开放带动改革”。这一发展模式实施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这一背景下，加大对外开放，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外贸外资，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引入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引入外部竞争，来促进国内改革进程。如前所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出台背景，一是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变化，全球增速持续处于低位，全球化进程出现“退潮”；二是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靠外需拉动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快国内改革来塑造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来吸收全球各类要素流入中国，实现“以内促外”“以改革带动开放”，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在外部环境变化之下必然要采取的重大举措。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前提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新冠疫情反复和国际经济增长低迷，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想要实现突围会面临哪些新的问题？

　　张明：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至少面临如下多重挑战：第一，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并可能出现新的毒株并再度大规模扩散，从而继续影响经济增长；第二，美联储加息缩表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美国长期利率快速攀升与美元汇率大幅升值，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国内资本外流、本币大幅贬值、国内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外债负担明显加剧的挑战，部分国家已经事实上爆发了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第三，在俄乌冲突不断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在高位盘整，这对那些对大宗商品进口依赖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显著负面冲击，例如恶化贸易条件、加大经常账户赤字、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等。

　　中国新闻周刊：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做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当下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照这个目标，你如何看待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张明：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其中一大标志，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事实上，后者恰好也是新兴市场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我对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跨越这一陷阱的主要做法，就是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也是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前提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吗？

　　张明：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的确可以视为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范围内的“长期性停滞”格局不断强化，地缘政治冲突与经贸摩擦此起彼伏，外部需求变得不再稳定与持续低迷，急需我们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来驱动经济增长，这恰好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高速增长之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与国内要素成本的提升，中国经济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高增长质量、让增长被更多人分享，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三大支柱：促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目前三方面都存在不少瓶颈，如何打破这些瓶颈？

　　张明：要促进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关键在于如何持续提高中国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就意味着要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与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通过多种努力来实现共同富裕。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何帮助民营企业拓展空间与蓬勃发展、如何培养激励微观主体创新的理念与环境。要促进要素流动与推动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地方政府对国内市场的分割以及对要素流动造成的障碍，更深层次的考量则是调整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标准，激励地方政府打破市场分割与促进要素流动。例如，不妨将地方政府政绩评价的“GDP增速指标”改为“人均GDP增速指标”。

　　发于2022.10.31总第106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记者：闵杰

　　杂志标题：张明：中国应通过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实现“以内促外”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