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专栏作家 付明德
说到提高底层民众的消费能力，比较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但提高收入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消除影响这些人消费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构成底层民众生存成本的主要部分。因此，降低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是激活消费需求、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一剂最佳良药。
此次瘟疫，让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疫情过后，如何尽快恢复经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在瘟疫发生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各路专家、学者纷纷把脉，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但这些药方翻来覆去无非这几个字：继续深化改革。至于改什么、革什么以及如何开放，大多语焉不详。
这种大而不当、空洞无物口号式的药方对当下重病的经济毫无疗效。
在我这个草根看来，中国经济的主要病根是消费疲弱、内需不足。这或许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绝对是主要问题，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道理其实很简单。
消费、投资、出口被称作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出口受制于外需，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疫前因为受到贸易摩擦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出口形势就已相当严峻。而当下瘟疫席卷全球，出口势必更加艰难。因此在出口方面只能努力争取，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如此看来，三驾马车我们自己能够左右就只有投资和消费了。
消费和投资存在着正相关性。消费旺盛，投资旺盛，消费不旺，投资就低迷。因此，消费问题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牛鼻子，牵住这个牛鼻子，经济这头牛就会爬起来。
消费疲弱，通俗的说就是老百姓购买力不足，没钱消费，不敢花钱消费。
有的朋友也许不认可这个观点。中国人在全世界疯狂的“买！买！买！”，买得全世界都瞠目结舌，怎么可能购买力不足？
其实，在国外疯狂消费的那些人是中国的有钱人。这些人在国外表现出极强的消费能力，几乎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均有他们“疯狂”消费的身影。但这些人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国外，对国内消费市场的贡献不大。
而国内市场的消费主体是普通老百姓、底层民众，由于这些人囊中羞涩，导致国内消费疲弱，内需不足。
因此，提高底层民众的消费能力，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最佳处方。
说到提高底层民众的消费能力，比较容易想到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但提高收入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消除影响这些人消费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构成底层民众生存成本的主要部分。因此，降低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是激活消费需求、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一剂最佳良药。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降低民众的医疗成本
病有所医，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医疗费用水平畸高，是当前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不要说大病，即便是一个普通的感冒，没有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也无法治愈。药价畸高、过度医疗已经让普通百姓不堪重负。如此之高的医疗支出，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沉重的负担，严重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而沉重的医疗支出，不仅仅抑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影响了民心的向背和社会的稳定。必须严控医药企业的成本，建立成本与适当利润相结合的定价机制，减少流通环节，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合理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彻底解决过度医疗问题，加大财政对医疗机构的投入，消除医疗机构逐利的动力。
本次疫情的重大启示之一就是必须使医、药回归公益属性，去除其逐利的属性，避免过度市场化。
（2）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养老模式。一孩化的实施，打破了这一养老模式。目前很多低收入者为了日后的养老问题而不得不省吃俭用，积攒点钱作为养老之用。对于那些没有医保和社保的自谋职业者和农民，养老的压力更为巨大，不敢消费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必须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自谋职业者和农民纳入的养老保险范围，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彻底消除民众养老顾虑，使中低收入者敢于消费。
（3）减轻家庭教育支出
目前家庭的教育支出这两部分最大：一部分是高中前的课外培训支出，一部分是大学阶段的学费和生活费支出。高中前的课外培训支出需要通过招生、评价体系的改革加以解决。而大学阶段的学费和生活费支出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勤俭节约等方式加以解决。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高等教育部分为149.839亿，这个数字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的方式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的困难。另外，高校也应当提倡过紧日子，在不影响学生身体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降低住宿条件和服务档次，减轻学生生活费用支出。
（4）遏制高房价
自2005年开始至2017年，高房价从一二线城市蔓延到三四线城市以及乡镇，高房价推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使企业举步维艰甚至倒闭；推高了物价，严重制约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吞噬了中低收入群体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致使这些人为了解决自己和子女的住房不敢消费、无钱消费。
住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让居者有其屋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目前高房价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愈发显现。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消费疲软，无不与高房价有关。去年7月31日高层会议明确提出不搞短期房地产刺激绝对是英明之举。必须尽快立法，用法律手段建立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通过实施超额累进税率的房产税征缴制度，增加炒房者的持有成本，逼迫持有几套、十几套、几十套、上百套的炒房者将房子投放到市场，逐步使房价回归到合理水平，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能。
（5）严格执法，使民众对行为的后果有明确的预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这里的意外损失支出，主要指如下两种情况：一是非法金融活动给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巨大损失；二是违法建设给中收入群体带来的损失。
前几年，各种形式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打着股权投资、数字货币、现货期货交易等旗号，蔓延至全国，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的集资规模小到几百上千万，大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参与的民众数以千万计，造成的损失数以万亿计，很多人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这些非法活动不但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严重打击了涉案民众的消费能力。
由于前些年对于违法建设整治乏力，违法建设十分严重，利用农用地建设大棚房的热潮也蔓延至全国，吸引了很多中收入人员进行投资、建设，这些人在此次违建和大棚房的整治中，损失巨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
非法金融活动、违法建设和大棚房蔓延至全国且持续多年，绝对与执法者未能严格执法有关，甚至得到了执法者的默许、纵容，正是这种执法不严、不及时的执法现状，使民众丧失了红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足够的预期，致使各种违法行为愈演愈烈。而当违法行为发展到不得不整治的程度再进行雷厉风行的大规模的整治，必然造成民众严重损失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因此，必须严格执法，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牢固树立起红线意识，明确行为预期，避免不必要损失。这既是对民众财产的保护，也是对其消费能力的保护。
（6）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减少投资者的投资损失
据统计，目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人数已经过亿。如此庞大的投资者数量，几乎关系到家家户户。中国资本市场虽经近三十年的发展，但依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依然屡禁不止，且愈发严重，造成股市暴涨暴跌、牛短熊长。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导致股市暴涨暴跌、牛短熊长，股市从2015年的最高点至今，市值蒸发了几十万亿，几千万投资者深陷其中，损失巨大。
如此股市，不但使资本市场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也使绝大多数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严重抑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符合国情的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使资本市场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增强投资者的消费能力。
（7）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主要中低收入者，被戏称为“穷人税”。尽管起征点已经有过几次提高，但仍有提高的空间。为了消除本次瘟疫给底层民众带来的影响，释放民众的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能力，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起征点，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免征。
目前为了消除瘟疫对经济的影响，国家对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税费减免等支持，这无疑是必要。但如果民众的消费能力依然疲弱，这些措施必然大打折扣。
若上述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生存成本的各项措施得以有效实施，必将极大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热情，激活其消费潜力。如果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勇于消费，乐于消费，必将建立起一个强劲、旺盛的消费市场。一旦这样的消费市场得以建成，也必将反过来促进投资、生产和出口，不但能够保障经济健康发展，也足以消化瘟疫以及任何形式的贸易摩擦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如果说解决经济下行的良方是继续深化改革的话，这些领域就是亟需改革的领域，应当冲破阻力，从这里改起。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谋生之余，亦关注法治、民生、资本市场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尽点微薄之力。)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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