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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杨云龙
先生辞世的噩耗传来，同门的师兄弟姐妹们一起深深悲痛哀悼之时，大家都想写一篇文章以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怀念。此时，“学问比天大”这五个字就象花开日出一样极其自然而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五个字要传达的信息并不是说我们导师的学问比天还要大，而是说在董老师的一生中，做学问、追求真理比世界一切事乃至于生命都重得多。他是这
么想这么做的，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为了避免没来由的歧见和误解，先赘言几句，且作题解。
细算起来，从第一次听先生作报告距今已经有27年之久了。那是1979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大会议室里，先生主讲对“四人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当时的首都经济理论界很活跃，能经常有幸听到许多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的讲演。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真正的无知牛犊不怕虎。一方面对先生当时深邃的见解，犀利的语言深深敬佩，另一方面又仗着仅有的一知半解向先生提问。至今仍记得提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固执地认为商品世界中存在三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除了单件商品中和部门平均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还存在一种作为共同计量单位意义上的整个社会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先生见一时半会儿不能说服我，便鼓励我将想法详细地写出来寄给他。尔后经由这个问题先生用通信的方式将我引进了经济理论研究的大门。先生将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1898—1983)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当时被各国经济学家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①”)介绍给我，并随之将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和哈耶克的评论以及兰格模式介绍我去学习。在读完这些经典性的文献之后，我终于明白我所固执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是斯拉法用数学模型求解，兰格用大型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的东西。先生在指导我学习弄懂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真正地让我开了“天目”。真切地感受到经济理论研究只有用之于实践，证之于实践，才能摒弃各种“乌托邦式”的(包括“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偏执和迂腐。
由这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的解惑过程，我不仅感受到了先生对晚辈学子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指导方式，更深切地领会到先生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广博的研究领域。也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先生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发表了许多超前的极具穿透力的著述和见解。这些观点和理论虽然曲尽波折，但事实上都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理论和实践依据。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段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将承载这一切。
先生除了博学多识多思之外，尤其强调深入实践调查研究，他曾说过“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正是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之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开展了过去没有过，现在也还没再见过的长达数年之久的大样本国营企业改革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被学者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成效的工业数据库”。先生不仅详细审阅调查提纲、调查问卷的设计，而且还亲自带队深入到具体的企业作调查了解。当时先生在担任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和九十年代初担任中信国际研究所所长期间，我有幸恭逢其盛，得以亲身体会到先生对调查实证的重视和敏锐地抓住现实经济现象寻求其内在规律性东西的理论洞察力。至今我还记得一个鲜明的例子，1986年初，先生带队去浙江温州考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组织大家尽可能占有各方面资料数据，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据写出《浙江温州农村调查研究报告》，详细介绍、分析和肯定了“温州模式”。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捕捉住个别的、对当时全国其他地方而言算是新的经济现象，由此去思考更深刻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比如他看到在当时的温州有许多七、八岁的孩子不上学在街上摆摊卖烟卷，每天都能赚好几块钱。先生马上想到内地尤其是北方农村(80年代中期)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没活干在村头闲逛的巨大发展反差，以及商品经济发达之后的教育改革问题。正是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和积累，先生在尔后的十多年里，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发展战略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小城镇问题、人口问题、教育问题，乃至于城市户籍改革问题都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由此我想到，经济学家对现实的把握基点，应该是深藏一颗天下忧乐的仁心，将现实材料，包括各种经济现象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去分析、比较，尔后产生相应的观点和见解。简而言之，我们要做的是科学实证研究，千万不能是哗众取宠性质的访贫问苦秀。
追思董老师一生，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除了学问还是学问。没有烟酒嗜好，没有棋牌消遣，现代的各种享乐对他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即使是在出差的飞机上，他仍在思考、在写作，许多篇反响强烈的文章都是他在飞机上完成的。追随在董老师身边的这二十多年里，给我和同门师兄弟姐妹们的最强烈感受是，董老师对学问、对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真正是一种敬畏般的忠诚和奉献！我想，所有董老师的学生们都有这样共同的心愿：不敢妄想成就达于先生之万一，但我们都会象先生言传身教那样，敬畏真理、恪守节操，对社会、对我们各自所从事的工作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①斯拉法著《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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