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

　　1958年中国大陆出现了大跃进，什么“十五年赶上英国”、“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充满报刊。当时谁高喊“十五年赶上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三面红旗万岁”，然后再制造一个亩产万斤粮、月产万吨钢铁的“卫星”，谁就是红旗手、就是大英雄。谁要是对土法炼钢、全民吃食堂有疑问，就被看成是右倾，要被拔白旗。大跃进的结果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不得不进行三年经济调整。那么大跃进的思想方法是什么？从经济哲学的观点看是过高的预期和主观想象，而且在行动上又伴随着弄虚作假。从这个意义上看“大跃进情绪”不仅是中国经济生活中曾经有过的情绪，而且日本、美国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70年代亚洲经济起飞，80年代日本和四小龙的高速发展让世界人士刮目相看，一位美国学者甚至把东亚经济的发展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对西方社会学家韦伯只有新宗教伦理精神才能发展出现代化的挑战，当时美国的企业家也积极学习日本的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经验。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股市热。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形象地描绘了这个过程：当时传说东京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结果地价上涨，同时又刺激了股市上涨，而且一些银行也参与了土地炒作和证券炒作，90年代日本随着股市的崩盘，留下了大量的呆坏账，日本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干与，如降低利率、扩大出口、但是由于内需不足，并没有解决问题，“泡沫经济”使日本陷入了十年的经济萧条。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东洋式的大跃进”，也有人称其为“日本病”。

　　90年代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新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充满乐观的情绪，代表高科技的纳斯达克指数从1999年1月29日首次突破2500点，然后开始急速上升

　　1999年11月3日突破3000点，1999年12月29日突破4000点，2000年3月10日创造历史最高纪录5048.62点，但是好景不常，仅一年，2001年3月12日纳指跌破2000点,终盘报1923.38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西洋式的大跃进”，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高科技和互联网有问题，高科技是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用想象力把它无限夸大，就会产生“大跃进情绪”。记得火车刚发明的时候，有人用马与火车赛跑，结果马超过了火车，想此证明火车不如马，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火车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马。用马超过刚发明的火车是不相信科学的愚昧态度，但是人还会走另一个极端，有时也会夸大某种先进技术的作用，甚至是无限夸大。不是有人说过将来网上交易要代替一切交易的形式吗？这种观点恰恰恰是忘记了人的特性和文化需要，谁能想象将来所有商店、银行都成了一两个人管理的大仓库，人人都坐在家里完成一切交易，那样人活着还有意思吗？人与机器人还有什么区别？人的需要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逛商店并不一定要买东西，这也是一种精神需要，人也可以目睹实物商品，总不能天天看着电脑屏幕来买东西吧!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交易员仍然在打手势，在来回走动，甚至会互相喊叫，为什么呢？这要表示一种面对面的信任和亲切感，实际情况说明人的需要的丰富多采的。

　　当纳斯达克被拦腰砍断时，人们开始反思。20001年4月《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因特网何以败走麦城》，认为导致纳斯达克崩溃的原因是：1.期望值过高。2.急于求成。3.大吹大擂。4.金融投机。5.诈骗。6.群体效应。7.用钱过多。8.缺乏基础设施。这些特点很象1958年的中国大跃进，只不过比“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名词更新鲜，其思想方法都是“急于求成、大吹大擂、缺乏基础设施。”奉劝那些曾经嘲笑过中国大跃进的美国经济家一句话：你们搞了“洋跃进”。从最近美国证监会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大炒网络股、高科技股的时候，一些咨询机构和证券分析师也起了推涛作澜的作用。据报刊揭露：在股市的繁荣鼎盛时期，首次上市的股票不断飙升到远远超过上市价的价格，这使得那些捷足先登者可以在上市之后迅速出售股份，从而获得大笔意外之财。对内行的人来说，这种行为被称作“速买速卖”。在纳斯达克的兴盛时期，巧妙的速买速卖能在瞬间赚取数百万美元。证据何在？佛罗里达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杰伊.里特说，1999年凭借原始股上市价格和第一天收盘价格的差额赚取的总利润共计大约350亿美元。这比过去所有年份利润的总和还要多。就是在这一令人垂涎的领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人员发现，包括美林、高盛等公司在内的美国10大券商存在垄断行为。(《投资导报》2001年7月30日)这不仅说明了在纳斯达克“大跃进”时有弄虚作假的行为，而且也打破了机构投资者稳定股市的神话。

　　从文化学意义上看，也许某一天世界经济辞典的对“大跃进”这个词的解释，就不仅有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还应该包括日本的房地产热、股票热和美国的纳斯达克热。应该说“大跃进”是“急于求成、大吹大擂、缺乏基础”。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中国来看90年代至今发生的事情吧！90年代初在海南发生了房地产热，热的结果是留下一批烂尾房，而且有名的企业家史玉柱正是裁到在这个房地产热之中。好在这种房地产热没有漫延，中国人必竟有过“大跃进”的教训。1996年在深圳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了97概念行情，1999年由管理层的“六大政策”发动了“恢复性行情”。当时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5月19日以来的股市平均日涨幅只有2%,平均日成交量只有104亿,与96年、97年的“鸡犬升天”“全线漂红”不同。2000年初大炒网络股时，许多股民说：2月17日深沪股市各有上百家股票涨停板，比“鸡犬升天”“全线漂红”还利害。当时也玩了一把“网络股”的“大跃进”，所以股民戏称为“大跃进出口转内销”。但是在这以后深沪股市“大跃进”的情绪更加高涨，结果2001年6月创造了2245点的新高。尽管不断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把519以来的股市称为“资金推动型的牛市”。这些看法，都反映了有识之士对我们股市“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现象的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三高一低”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其中最明显的是前任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在2000年3月发表《高市盈率将套牢整个社会》的文章，对股市不断出”利好“，进行炒作，做了深刻的分析：

　　“如果以为可以通过股票市场给国有企业融资，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而国有企业又不能给投资者以合理的回报，总有一天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筹资就会十分困难。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所碰到的困难，给了我们既确切又强烈的信号。有些公司在上市前，只想到发股票向投资人筹钱，而很少考虑对股东的诚信责任。有些上市公司不按招股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资金，公司的重大决策不能及时向股东披露。股票持有人在企业得不到应有回报，必然不愿意长期持有股票，而追求在交易中的差价收益；股票价格严重脱离企业业绩，市场波动剧烈。”

　　但是，2000年指数从1400点上涨到2100点，这种“大跃进”并没有停止，大跃进之后必然是大调整，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国有股减持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股市下跌的导火线。实际上自2001年6月下跌以来，问题已经很清楚，10月的停止国有股减持和11月份的降低印花税“两大利好”，都没有使股市发生反转。因为股市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好象商店里的积压商品卖不出去，高价买来的股票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它所对应的上市公司质量不支持高价格。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常识——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虽然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不能远离价值。所以，股市下跌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

　　从1999年12月27日的1341点经过2001年6月的2245点，到2002年1月18日的1378点，可以说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就是股市“大跃进”的后果，也就是李剑阁所说的“高市盈率将套牢整个社会”。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不过，现在离市场的底部已经很近了，股谚云：“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股市在一片欢呼中见顶，在一片恐慌中见底”。投资者要有耐心，要有忍的精神。我们的股市已经开始整顿了，现在管理层已经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到重要高度，同时抓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真正的转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些，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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