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封面

　　导读：最新一期《经济学人》9月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亚洲的下一场革命》。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亚洲人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人们的需求，亚洲各国政府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教训，量入为出，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

　　长期以来，活力四射的亚洲经济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多年的快速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困，然而随着亚洲人变得更加富有，人们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对社会养老保险、国民健康保险、失业救济以及其他各类社会保障的呼声不断高涨。这些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亚洲经济体开始纷纷转型，它们不光要创造财富，更要创造福利型的国家。

　　这些国家转型的速度和规模令人震惊。去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到2014年为全体国民提供健康保险，该国的一个特定的政府机构将负责筹集资金并支付费用，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支付型国民健康保险计划。两年前，中国又为2.4亿农村人口提供了养老保险，这个数字超过美国社会养老保险覆盖人口的一倍还多。几年前接近80%的农村人口没有健康保险，而现在几乎人人都有。在印度，政府计划为每个家庭提供100天的就业机会，并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酬劳，预计4000万家庭将从中获益，另外该国还为1.1亿穷人提供了健康保险。

　　从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到1948年英国推出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为止，欧洲建立福利型国家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而一些亚洲国家却希望在10年内完成这个任务。如果搞砸了，尤其给出了无法负担的承诺，那么它们将毁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但是如果它们建立了可以负担的社会保障网络，那么不但可以提高本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它们还将成为别国效仿的榜样。就在富裕国家为如何应对老龄化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必将成为又一个亚洲超越西方的领域。

　　历史为亚洲国家提供给了很多教训，它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欧洲的福利制度始于基本的安全网络，但却慢慢演变成了社会的缓冲剂。一个原因是因为经历了战乱以及大萧条的冲击，欧洲社会迫切需要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而另一个原因是这些福利支出的接受者已经组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结果往往会造成大政府，而使得经济开始僵化。美国一直控制着社会安全网的规模，但是在福利制度上仍然出现了错误：无法兑现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承诺，将人们的医疗保险和工作挂钩。

　　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更糟，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政府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收来支付它们承诺的支出。保障体系还经常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因为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常提供给富裕的城市工人，而不是真正贫困的人。巴西就以第一世界的政府支出和第三世界的公共服务而闻名。

　　亚洲国家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切。他们并不希望放弃自己勤劳节俭的传统，转而依赖靠不住的福利制度。这个地区的大国正从新加坡而不是希腊那里获得启发，新加坡的政府支出只有GDP的五分之一，但是这个国家的教育和医疗水平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目前为止，几个亚洲大国的社会安全网络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基础的医疗及养老保险只取代了工人从前收入的很小部分。现在这个地区社会福利支出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只是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30%，低于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外所有新兴国家的水平。

　　尽管亚洲国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它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尽管少数国家仍很年轻，尤其是印度，但是这个地区包含了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今天中国每五个工人要供养一个老人，到了2035年这个数字将下降到2。而由于婴儿潮，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在1960年时每五个人供养一个受益人，那时这个制度已经引进25年了，而现在每三个人只供养一个退休老人。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规模。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存在这严重的地区收入不平衡。在这些国建立国家福利制度无异于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福利体系。最后，很多亚洲工人都黑工(印度的比例为90%)因此核实他们的收入或者向他们提供补助变得非常困难。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当然各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是亚洲各国必须谨记三个大的原则。

　　首先，特别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履行各项承诺的能力。尽管亚洲国家提供的养老金不多，但是人们很早就开始领取。比如中国妇女55岁退休，很多泰国人60岁退休，但他们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很显然这是无法维系的。整个亚洲国家的退休年龄应该根据当地的预期寿命予以提升。

　　其次，亚洲各国政府需要妥善安排它们的社会支出。一般而言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保护穷人而不是资助富人；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救济老人的同时不能挤占对年轻人的投资。很多亚洲国家仍然将大量公共资金浪费在效用递减的补助项目上。比如去年印度尼西亚的燃油补贴竟然是其医疗支出的九倍，而这些补贴的绝大部分流入了富人的腰包。由于承诺提供更广泛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政治动机，也有经济责任来取缔这些浪费性的支出。

　　第三，亚洲的改革者应该更富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要让僵化的离职补偿规则和过高的最低工资束缚劳动力市场；确保养老金在工作和地区之间自由转移；不要将公共资金支持的社会安全网等同于政府提供服务(单一公共付费制也许是提供基础医疗最廉价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护士都由政府雇佣)；利用科技手段避免充斥着富裕国家公共部门的无效率。从广泛应用电子医疗记录到利用手机完成转移支付，亚洲国家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建立更加新颖高效的支付系统。

　　最后，政治因素对亚洲各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成败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人必须提前规划，愿意延长退休年龄同时不能为了今天的利益而把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缺少的美德。为了实现这些，亚洲国家的政治就必须变得更加成熟。(鹿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