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月6日《香港商报》发表的文章，在对股票市场的认识问题上对吴敬链先生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几天之后，5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链，对于大户操纵问题轻描谈写，社会反响非常不好。然后是《中国经济时报》等报纸支持吴敬链。中国股市表面问题是市盈率高和过度投机，但全面反映出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因此，吴敬链虽然对于中国股票市 场的观点并不都对，但是在揭露股场黑幕的根本立场上是正确的，他促使我们向深层次发掘股票市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我换一个角度，从五粮液谈起。

　　五粮液公司2000年每股净利润1.60元，每股净资产6.60元，净资产收益率24.09%，未分配利润为1356607152.17元，竟然两年不给股东以现金回报，还以较高的股价配股。典型地表现出我国股票市场为“国有企业借困”的圈钱性质。1999年，不分配的上市公司达到60%，上市以来从未分过现金红利的上市公司占20%。既然上市公司不向股东分配红利已经成为惯例，股民就只能够赚取增殖的价差--这就是所谓的“投机”。可以看出，中国法制不能够有效保护中小股民利益，诉讼成本太高，造成过度投机。

　　过度投机和高市盈率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控制上市资源，以行政分配方式向国有企业过分倾斜，许多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在股市圈钱，获得了过多的金融资源。国有企业的效益越低，市盈率就越高。

　　第三个原因，是一级市场的高溢价发行。高溢价等于多圈钱，得利最大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上市公司，其次是专门打新股的大户资金。即使在股市最低蘼时，大户资金在一级市场也有10-15%的收益。2000年大牛市，一级市场申购收益率高达20.67%。

　　第四个原因，是行政干预造成的严重腐败。从上市公司的审批，原始股票的发放，一级市场的审购，内幕消息的透露，有关权力部门甚至证券监管机构的清廉问题，都应该进行清查。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上市公司申请上市过程，花费高达一亿？！上市公司赠送了多少原始股票，都是有帐可查的。国有银行使用居民存款违法进入股票市场炒作，是肯定的，否则，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违规资金？

　　第五，是庄家勾结部分上市公司，媒体，股评家，经济学家，掌握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发布权，以此制造谣言和舆论，进行炒作。等等。

　　在上述问题没有认真清理之前，一级市场发行的市盈率就已经高达40倍，在二级市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大户攫取，因此要使中小股民有利益可得，也只能允许过度投机和60倍以上的市盈率，甚至更高。

　　吴敬链先生不熟悉股票市场的操作，单纯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虽然在人格方面非常出色，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包括股票市场的根本改造和完善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我敢说：我是吴敬链先生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同道者和追随者。但是，吴敬链先生与政府有特殊关系和影响力，他的道德优越感很快影响政府决策层，一看到市盈率高了就要集中整顿，抽回资金，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至少是增加了中小股民的损失。

　　政府不应该干预过多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保不住密时，政府每一次干预都被大户先知道，先逃，先抄底，或涨或跌，中小股民总是赚得少，亏得多。1997年是一次，这次又是一次--清理庄家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结果，中小股民大部分人已经套牢，我估计平均亏损20--30%，如果是买了庄股，亏损可以达到50%。最多也只能对中小股民“表示同情”，而中小股民的损失，大部分是永远弥补不了的。

　　投资不分红，投机又被屡屡打击--中小股民是不是要退出股市？

　　这种以道德优越感来否定历史需要，以经济学教条否定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以简单的降低市盈率和行政处罚，或者集中搞运动的办法来否定系统性地设计改革和完善市场，在实际中往往走向反面。象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主观上限制大户，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特别是农民大众，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却毫无察觉。直至被罢官，见到老太太喂猪，呼“王安石，过来吃”，不禁大为悲愤，毒发身亡。文化革命也是一例。以理想主义或者信仰指导决策，理想越高效果越差。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处理办法，必然适得其反，给庄家及其代言人找到反击的机会--春节一过，股票市场大跌，中小股民怨声四起，庄家代言人和部分传媒集中反击吴敬链，不仅态度蛮横，而且瞒天过海，极力淡化这次争论的核心：庄家违法国家法律，操纵股票市场问题。这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言人，或者自己家族本身就是庄家，他们应该带头出来揭发庄家的违法行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媒体都为他们说话，发展下去，政府决策也会受他们操纵。这使人想起俄罗斯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勾结金融寡头，搞垮国家，干预政策，操纵政治--这在中国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

　　事到如此，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清查和处理庄家，批判那些赤裸裸代表投机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改变社会舆论，促使政府将研究重点，政策重心，切实放到保护中小股民利益方面来。

　　中国股票市场必须继续发展，我在前年预言的5年牛市完全可以实现。政府利用股票市场化解危机因素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必须有大力度的政策支持股票市场，保护中小股民，比如将国有股以净资产上市而不是以市场价格上市，将收入作为社会保障基金再入市，宣布法人股不再上市由上市公司自己拍卖，征收股票所得税以建立平准基金调节股票市场，全面健全法制和民主，使中小股民有低成本起诉和监督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都必须尽快进行。(杨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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