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吴敬琏教授的观点引发的股市论争，随着五位经济学家的联手反击而达到了高潮。在详细阅读了吴教授的相关言论及五位经济学家的反驳后，笔者产生了一种感觉：要认真讨论一个问题何其难也！尤其是在当事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媒体把意见诉诸公众的情况下，“对话”往往沦落为“作秀”。只要比较一下对立双方的言论就能看出，五位知名学者对吴先生 论题的误解是明显的。他们把后者的一系列言论，概括为“要不要(取消)股票市场的问题”，而实际上，只需读一遍吴先生的文章便清楚，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股票市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也没有读到一篇建议取消股市的文章。由于存在着这个严重误解，他们的所谓反驳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味道。当然，正如人们常说的，一百位经济学家就会有一百种以上的观点，分歧是常态。没有谁的意见是不能批评的。

　　批评吴敬琏先生的经济学家显然认为自己是站在“现代”市场经济推进者的立场上的，他们把自己视作中国股市的“保护神”和“慈父”，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的推进者，一位批评者概括说，这场争论“涉及到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根据这样的自我定位，有人对吴敬琏总是对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地位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一直采取“泼冷水式的冷漠关爱”表示难以理解。吴敬琏先生素有“吴市场”之称，而今日竟被冠上“反市场”的帽子，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认为吴敬琏反市场的人是怎么理解市场经济的呢？他们的“正确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但是从他们对股票市场的论说上，可以看出一点影子，有人说“股市发展的历史就是投资者钻空子、政府和立法单位堵空子这样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论点描述的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从经济学的一般原则来说，这个论点不能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结论，则是成问题的，他们说，制度形成的这种特点必然使这个过程“带来不规范，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此，吴敬琏先生不应当采取“冷漠的关爱”，而应当“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他们的意见是，不能把规范问题提得太突出。

　　这种看起来“宽容”的态度颇能打动人心，但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市场固然要在诸多主体的博弈中形成完善，但是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的形成，需要各个主体“权力”(这里对权力的定义只是指资源禀赋状况)的大致均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博弈才能取得大致公正的结果。而且，即使有了这个前提，公正的、正常的结果也不是自动、自然地浮现出来的，还需要某种“矫正的正义”。稍微对我国股市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目前的市场是一个权力落差很大的市场。即使那些都在钻空子的投资者，其权力也有着巨大的落差，有些投资者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制订规则，而有的投资者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大户们制订的规则，徒唤奈何。比如一再曝光的上市公司编造虚假信息问题。红光公司靠编造虚假信息上市，上市后继续做假帐，还有大庆联谊、蓝田、郑百文等都大规模地制作假帐。这种邪恶的行为，就是权力落差过大带来的，普通投资者只是在丑闻爆光后，才了解到事实真相。由于尚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残余，政府行为不规范，本来是“堵空子”的博弈参加者，有时却成为钻空子者的俘虏，于是存在着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现象。在这个不规范的市场上，公司从上市开始就是一场巨大的盛宴，已经曝光的一些腐败案件，不少就与公司上市有关。至于上市后的幕后交易、编制虚假信息、黑庄操纵等更是屡屡见诸报端。

　　在此情况下，希望自然地、自动地出现一个正常的现代市场，就显得幼稚了。如果不是不断地矫正市场主体的行为，那么，最终出现的市场就可能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与我们希望出现的市场经济南辕北辙。根据我的理解，吴敬琏先生对股市的评论，正是基于此。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的评论引来如此巨大的反应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分析这一现象，我感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仅仅靠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钻空子”者之间的博弈，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独立的、清醒的声音。

　　一位批评吴敬琏的经济学家斥责吴先生没有区分清楚“专家精神和平民意识”，没有区分清楚“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差别”，指责吴教授过分地为老百姓说话。如果我们考虑到上面所谈到的权力落差，那么可以说，为老百姓说话，强化平民的声音，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高级阶段所需要的，只有增加他们在博弈中的分量，提升他们在博弈中的权重，我们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走向正常，也就是吴教授多次描述的“有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成为畸形的。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把吴教授当作“钻空子者”吧。按照那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吴教授自己选择了经济学家精神、专家理性的对立面。我们不去争论什么是经济学家精神，但是，那位经济学家的区分倒是值得讨论，经济学家站到平民立场上难道有什么错吗？

　　时代已经发展了，没有人再要求所有经济学家都以“全人类”、“中国”、“人民”的名义说话，经济学家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被认为是正常的了。经济学家可以为大款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在他们中间分出高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其职业要求他必须诚实，他在发表意见时，应当诚实地说出他的位置，而不是用“全体人”的名义把自己包装起来实际上只是某个集团的说客，这种不诚实与股票市场上编造虚假信息一样，都是欺诈。吴教授明确了自己的位置，说明他是诚实的。至于说经济学家的专家精神，我认为，在价值的天平上，一个经济学家，最关键的精神倒是“常识理性”。常识理性的发现，往往是在结束了一天的喧嚣在阒静无声的晚上，放弃了专家的精神，面对自己的良心时，比如在股市问题上，你确实与黑幕无关也不知道有严重的幕后操纵行为么？

　　给吴市场冠上一副“反市场”的帽子是经济学家的理性精神在指引我们的经济学家这样做的吗？对吴教授不抱偏见的人，都应当看到，吴教授仍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勇敢旗手。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畸形的市场经济。早在几年前，他就分析过我国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面临的阻力。他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初期改革的受益者、借改革发了财的人们将成为进一步反对改革的“第三种社会力量”。他说：“改革越是深入，那种由于行政特权干预和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的发财机会越是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就越是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改革的对象。于是，这些人的保守的一面就会越来越突出。他们往往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包括“保护前期改革”的借口)，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甚至会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的可能。……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使改革走入迷途，妨碍健全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有悖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吴教授敏锐地预见到，相当一部分改革前期的受益者将成为要求“维持现状”、少讲规范和改革的社会力量，吴市场继续前进了，而他的有些同路人还停留在原地，他同他们的“博弈”就难免了。

　　吴教授也对理论论争的利益背景看得很清楚，他说：“利益关系毕竟是思想认识的基础。即使是理论上的争论，除了认识上的分歧所导致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例如以下的一些理论分歧：通货膨胀究竟是有益无害，还是危害甚大；……以及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究竟应先发展、后规范，还是在规范的条件下发展；等等”(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我觉得，像吴教授这样明确地把理论论争同利益关系联系起来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多见的，吴教授有足够的诚实暴露自己的“利益关系”。

　　诚如批评吴教授的那些经济学家所说，目前的这场论战的意义不只是要不要规范股市的问题，而是再次提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真理越辩越明，公道自在人心。(张剑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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