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文

　　第二部分 建设在“三公”原则基础上的发展监管者的当务之急

　　投机与指数稳定性的是是非非 如果将“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偷换成“长庄”，就有必要警惕了。因为有人利用“长庄=战略投资者=长期投资观念=合法性”的模糊认识，却可能干着股价操纵与公司内幕消息配合的勾当

　　第一部分回顾了十年中国股市有关上市公司质量的各种是是非非。要之，是说单纯的公司质量问题并不构成证券市场的基石，虽然它对股东们的投资选择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将市场建设的注意力仅集中于此，就会回避更为重大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上述的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剥夺和忽视，已部分涉及问题的核心。因为大股东或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与二级市场的相关股票的内幕交易配合，在目前中国股市的证券欺诈中最为显著。其中又以大量的资产重组表现出来的二级市场的炒作和套利最具代表性。

　　在展开我们对证券市场的真正基石的分析之前，我们还得对困扰市场多年的“投机”和“市场稳定性”做些解释，由于它们和上市公司质量一样，很常识也很表面化，容易引起大量的关注与理解，所以经常成为市场治理的目标，最终掩盖了市场的真正危机所在。

　　投机在中国股市出现伊始，就是过街老鼠，是种“道德”概念，但了解世界股市具体实践和理论的人都明白它是“非道德”的，是个学术性很强的课题。而且，投机和投资表面看来与时间有关，实质上并无必然联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原本是决定对一只股票投资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一买进，它却在一个月内翻了2倍，股价大大偏离公司基本面。这时正确的投资策略是你应迅速售出。如果你还捂住它，就是投机了。虽然你可以自我肯定是有定力，是长期看好，但无意识里你是有希望它在短期里再涨的投机欲望的。

　　将投机和投资机械地用时间去划分，就会出现“战略投资者”和“长庄”是符合长期投资理念的说法了。对于“战略投资者”，除了有让人觉得眼光很长远的表面感觉外，具体的市场实践并没有一定要比“战术投机者”更为成功的统计证明。

　　如果将“战略投资者”的概念偷换成“长庄”，就有必要警惕了。因为有人利用“长庄=战略投资者=长期投资观念=合法性”的模糊认识，却可能干着股价操纵与公司内幕消息配合的勾当。最近，有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采访了一家在市场以“长庄”闻名的投资公司。该公司先是介绍了自己的入市决策要经过多少道程序，为了研究投资的上市公司的项目花了多少资金和时间，还请了国外著名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咨询。他无非是要说明公司的“长庄”是多么的合理与科学，当然也是很“战略”很“投资”了。但不知是记者被迷糊了还是公司负责人故意回避，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公司在长庄运作时，有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违规手法，亦即与上市公司联手操纵市场？

　　除了谈投机或是过度投机，“市场稳定性”问题也必须厘清。这里的“市场稳定性”又被人们一般理解为“价格或指数稳定性”，这是人们最容易理解的。这也难怪，每当哪个国家政经形势不稳，人们往往就以股市大跌为形象指标。殊不知，政经不稳，股市当然容易大跌，但股市大跌，未必政经不稳。不过人们一般对股市大跌的认识没这么理性，就会认为是市场与政经形势的不稳定。

　　那为什么股指不稳定呢？当然是过度投机的布朗式热分子运动造成的。你们这些投机分子不抛不就行了吗？但还是那句老话，该来的还得来。当市场和公司的基本面或人们对它产生的预期发生变化时，不抛只能对投资人不利。坦率地说，如果你眼见大势已去还不抛，要么抱着“投机”心理，要么是自欺，认为不抛就会为股价贡献一份力量，少一份卖压，但事实上于事无补。

　　市场不稳定原因的表面化

　　都把散户的钱赚去了，干吗还要扣人家一顶“不成熟”和“不稳定”的帽子呢?

　　当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已认识到要让上交所管理层不关心指数的大调整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不关心股价的一时涨跌，但如果绵绵下跌，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今天的管理层可能也是如此，他们必须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国家的财税、券商的生存、企业的融资、国企的改革、市场的形象、政治的稳定等等，这里有些理由是实的，有些是虚的，但这么多的压力蜂拥而至，不管哪个人是多么信奉市场原则，都得妥协吧？

　　而且，从最近的美联储实践看，格林斯潘的加息降息操控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是对教科书上提及自由市场不干预原则的极大挑战。问题是如何分析市场哪怕是指数不稳定背后的主要原因，并拿出相应治理的办法。

　　最直接的办法是设立涨跌停制度，对一般的股票松一些，为10％；对ST严一些，为5％，以表示对投机性和风险的关注。不过从实质上说，涨跌停板制度只不过是用时间换空间，该大涨的还得大涨，该下跌的还得下跌，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执行中却带来许多负作用，最明显的是助涨助跌。主要的原因是在跌停时卖不掉，在涨停时买不到，挟有大资金的人可以死死封住涨跌停价位，这样极容易引起恐慌性的杀跌和贪婪性的追涨。这在2000年上半年ST海虹的持续涨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它还在客观上成为主力操纵股价与获利的工具，在2000年2月17日那天，就出现很多股票先涨停后跌停的情况，许多中小散户由于老被涨停板封杀在市场之外，这天先是被引诱进涨停价位，最后以跌停套住，已损失20％，接着第二天股票继续下跌，损失至少在25％左右。

　　为求稳定，还有一个办法是引入机构投资者。超常规地培育机构投资者当然没问题，只要市场能更好地注意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让人真正感到奇怪的是某些人的论据与理由，以及故意或无意引申出来的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可能侵犯。因为某些人将引入机构投资者的理由与散户相对立，说什么是由于大量散户的不成熟甚至投机性才引致股市的不成熟，因而不稳定。

　　而事实是，第一，在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是由于管理者与机构的不成熟造成的。尽管我们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也无意苛求历史。但凭什么说机构在抛或买股票，散户不能跟风？

　　第二，在现实中，中小散户总是赢少输多，但钱到哪儿去了，除了印花税进了许多上市公司口袋，钱还不是进了机构？市场中人经常调笑，说一个股票如果是BtoB(机构对机构)，机构一般就没戏了，而只有BtoC(机构对散户)，机构才有可能盈利。比如，“上海汽车”大家都说好，但大家都没赚钱，主要还是因为大、中小机构都曾持有不少股票，谁都骗不了谁。进一步而言，在收集筹码时，应该是BBB的高度集中，等到股价远离筹码收集时的成本区，应该是CCC的高度分散。到时，自然是机构低吸高卖，中小散户是高吸低卖。

　　都把人家的钱赚去了，干吗还要扣一顶“不成熟”和“不稳定”的帽子呢?

　　事实上，由于国内的证券金融机构发牌照管制过严，监管不及，掩盖了众多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市场上各种证券欺诈、违规行为以及一些内幕消息频繁，而每当股市萧条的时间稍长了些，各种机构的领导和利益代言人就会到处游说，企盼管理当局“救市”。

　　所以，机构与稳定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外皆然。美国1987年股灾那天早晨的前半个小时，大名鼎鼎的富达基金的卖出量是总交易量的1/3，而有许多基金却在买进，笼统地论述机构与市场稳定性的必然联系，难免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最有趣的是为了证明机构的理性与稳定性，有人喜欢在持有时间上做文章，还与散户作比较。且不说统计的数字表明2000年中基金与散户持有股票的时间相比也就是多半个月一个月的，难道我们连机构进货难出货也难因而时间要长些的常识也不顾了吗？

　　沉痛的教训

　　中央政府连下降温金牌令不果，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严厉谴责，已是无可奈何的举动了

　　中国股市发展了十年，比起欧美几百年的历史，当然是短了许多，但也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许多教训可以告诉我们，市场要发展要稳定，最值得关切的是什么，它的基石又在哪里。

　　第一个教训来自于深圳1992年夏天认购股票风波。当时的朱副总理在此前不久，曾公开评论深圳市场的发展要比沪市好，这是很公允的。因为当时上海市场正在接受着南下的深圳投资者的“启蒙”，逐步地活跃起来。朱副总理的言论照例登在《上海证券交易专刊》(《上海证券报》的前身)的头版上，这让上交所的管理层觉得“情何以堪”，除了奋发图强，没有别的办法。

　　但没想到深圳出了认购风波，在这种情况下，沪市一举超过深市，变成沪强深弱了。

　　平心而论，沪市的管理层当时倒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如履薄冰，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自己头上。

　　要说明这种敏感性，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一位出入于交易所的电台记者在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目前的股市大跌，也“影射”了某些主力机构在此中的角色，但没有事实根据，就描绘了场内某些红马甲交头接耳的情景。这事情发生后，我个人的看法是，描绘的场景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恐怕存在。惜乎我人微言轻，而且事态容不了扩散，所以第二天由上交所控制的《上海证券报》在头版大张旗鼓地反击。

　　当时还有些人想继续趁势追击，被总经理尉文渊果断制止，理由是这次“反击”实属迫不得已，即使事实不存在，也绝不能让市场造成我们对机构可能的违规有纵容的印象，不利于“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第二个教训当然是1995年国债期货事件。就像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不少金融案例，其原因很复杂，早已在证券市场之外。如导致“国债327”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当天的国债保值补贴消息。这时机构多空大战的空方才明白，多方为何如此有恃无恐，原来是由于消息配合！接着，万国证券的管金生激愤难平，也来了个“打砸抢”。这是非理性对非理性的结果。

　　但不论如何，上交所的管理层也是有责任的，他们放弃了早期治理市场的理念，为了急速开辟第二市场——国债期货，把自己的监管角色丢失，自己进场踢球；机构也就为所欲为，一场大战势所难免。

　　而当管理层头脑清醒过来时，为时已晚。他们在最后做了很多非常聪明富有创造性的办法，想挽回败局，但市场早已如脱缰野马，笼头拘不住了。

　　第三个教训是1996年深沪股市的非良性竞争。

　　正值上海大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深圳的交易所和周围的机构卧薪尝胆，扎扎实实地做了很多的工作。上海股市的气焰下去，也就是他们崛起之时。1996年深圳市场大举上场，竟然让有些人觉得会使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不保。于是，机构大胆地为政府做起庄家来了。

　　作为上交所伙伴的《上海证券报》当然也被炒风卷入。许多老投资一定记得当时的上海行情急先锋一度是“陆家嘴”，它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于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像力，还有对它的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有一天的下午，陆家嘴公司给报社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当晚七八点钟，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早已安排好版面的公告撤下来——为了市场大涨，不惜干预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可见当时的混乱之一斑。

　　所以，中央政府连下降温金牌令不果，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严厉谴责，已是无可奈何的举动了。

　　事后，有些人指责不应用行政的办法来干预市场，而是应该珍惜股市高涨的大好机会，将诸如国家股、法人股问题解决。现在冷静想来，在当时畸形的股市状态下，继续“机会主义”，最终也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庄家时代”的来临及可能的灾难性后果

　　“庄家时代”不单严重腐蚀着市场的“三公”原则，而且将经济转型时代所有的不公正都“荟萃”于股市。这样，股市不仅是赌场，也是各种罪恶的聚集之地。到了那一天，这个行业毁了，何处是我们的栖身之地?

　　从1997年开始，随着各地证管办和深沪交易所“收归”中国证监会，中国股市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延续至今。

　　2000年的中国股市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人公开宣扬进入了“庄家时代”。当然，在中国股市十年中，一直有形形色色的“庄家”存在，但也就在这两年达到高潮。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各种媒体，不管是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络，都公然将庄家行为“研究”视为关注焦点，大张旗鼓，让人见怪不怪。过去的庄家活动基本上是在“地下”进行的，尤其是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最多是提及此股票是“庄股”“老庄股”而已，现在却是大家一起议论无所顾忌了。

　　我无意反对对庄家行为的“公开”披露以及对此的客观研究，但首先应明白坐庄是违规，至少是不正常的现象，明目张胆地提倡“跟庄”、“与庄共舞”，无疑是将坐庄行为“准合法化”了。

　　纵使在上海股市早期，大家对“投机”问题有争议，但还是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虽提倡长期投资，不鼓励投机，但对投机也不抱有强烈的偏见。而对待“庄家”现象则不然，尽管当时还没有《证券法》，庄家的操纵股价内幕交易都属于模糊地带，至少上交所管理层是很明白它对“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破坏性，绝不允许在《上证报》出现“庄家”“庄股”的字眼。理由很明显，在报纸上提及“庄股”，就有必要调查它是否违规，否则你就是“默许”。

　　而今天庄家的各种行为已成司空见惯，甚至成为推崇的目标，情况就十分棘手了。

　　果然，最为天方夜谭的事情出现了。在市场上各种“跟庄”软件日益竞争的形势下，有人推出了“股市风暴”软件，据媒体报道，它有五大发现功能：第一，一只股票有没有庄家；第二，庄家的成本；第三，目标涨幅；第四，处于“低价区”还是“高价区”；第五，庄股处于“反弹”还是“反转”。“这五条真是刀刀致命，不离庄家的死穴”。而且它保证推荐的个股一年内会有30％以上的涨幅，否则全额退还软件款。而软件的价位高达2.58万元。

　　如果投资者还有些常识的话，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软件真是“刀刀致命”，不离购买软件者的“死穴”。即使买软件的2.58万元退还，也弥补不了你跟庄可能出现的危险(不是风险)与损失。软件的售卖者即使有退款的信用，他们也无息筹集到了大量资金，可以投资股票。庄家是否会动念“赞助”软件开发者，则是另一个话题。

　　现在有些人对庄家行为安之若素，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消息，和某位庄家有些默契。但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庄家的能耐有高有低，背景有深有浅，有的庄家规模效应会越来越大(这在目前的股市中已经出现)，等他们成了气候，他们要做空就做空，要做多就做多，震仓拉抬随心所欲，势必是大鱼吃小鱼。最后大鱼群和大鱼群还要火并，当年万国以及周围的机构实力十分强劲，为什么在最后却败得如此惨烈？庄家竞争的层次越来越高，越来越“通天”，还有你存在的可能？

　　我们的很多业内的精英如果没有良知，至少也要为自身的利益着想。打听庄家成本、震仓、拉台出货，这哪需要大学以上水平？小学生也做得到。券商和机构要花这么多钱办研究所搞研究吗？只要有关系就可以了。如果“庄家时代”愈演愈烈，除了庄家们养一帮吹鼓手、操盘手，还要人才干吗？十年股市，竟到了我们只会打听庄家内幕的程度，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

　　“庄家时代”不单严重腐蚀着市场的“三公”原则，而且将经济转型时代所有的不公正都“荟萃”于股市。这样，股市不仅是赌场，也是各种罪恶的聚集之地。到了那一天，这个行业毁了，何处是我们的栖身之地？

　　从“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到《基金黑幕》

　　之所以很多人都在喊以“发展”为先，可能是在无意有意地混淆“规范”与“管制”的区别

　　2000年11月初，吴敬琏先生分别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的采访，对不久前发生的《基金黑幕》的事件作了反思。

　　应该说，这些观点是吴先生对发表在1994年8月《读书》杂志上的《何处寻求大智慧》的补充与丰富，而正是那篇文章引发了1995年下半年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大讨论。

　　彼时和此时，我看这两篇同出自吴先生的文章时的心情反差很大。看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股市不能“太黑”》，可以说觉得句句都非常深刻中肯，感觉很爽。但1994年读“何处寻求大智慧”却觉得如坐针毡，心情极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颇为服膺吴敬琏先生对市场经济的观点，给了我启蒙。但1994年看到他对中国股市如此的批评，理性上认为他是对的，感性上却认为如果将股市的原则提高到如此高度，对比我们的现实状况，岂不过于“理想主义”了？

　　也就在半年后，先是“国债327”事件，将国债期货市场关门了事，证实了吴先生关于中国股市“出了毛病”的预见(当然包括1996年的两地市场恶性竞争)。至少在上海市场，大家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剧变，对处于“试点”的股市前途极为迷惘。所以，我们在《上海证券报》上将吴敬琏先生的文章“请出来”，引发讨论。

　　大讨论的第一阶段是对“投机”与“泡沫”之辩。按现在的眼光看，我觉得关键是大家对“泡沫”的概念还没有认真剖析。其实，除了市场常有的不可避免的过低或过高估价引起的“泡沫”或“压缩饼干”外，还有一种现象，我现在认识到是“系统性的泡沫”。比如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了“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事件”的大众疯狂心理，而忽视了当时由于官商勾结将国家的信用也拖入泡沫的事实。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卷入了集体性的投机活动时，它虽然发生在股市，但早已将国家作为赌注去坐庄跟庄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在20世纪中，美国20年代末的股市大崩溃、日本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均属“系统性泡沫”。而像1987年的美国股市崩盘应属“非系统的泡沫”，它对宏观经济有影响，但纯属市场机制失灵，稍加调控，也就恢复元气了。

　　大讨论的第二阶段是“规范”与“发展”之辩。当时的主流意识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发展中解决”，虽然大家都在文字上强调“发展”与“规范”并不矛盾且要并重。说得更明白些，发展与规范并重是为了理论上的全面，而实践起来很多人都担心“规范”重于“发展”。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五年过去了，《基金黑幕》风波又起，辩论的还是这些话题，虽然赋予的形式和内容有了变化。

　　如果有什么感慨的话，那就是为“基金”辩护的论点和说法大多恰恰在“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中曾出现过。我们对它太熟悉了，在那些几乎彻夜不眠的日子里，我们曾精心组织稿件和编辑研究它们。在这里，以梁启超先生的“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精神，作一必要的反思。

　　首先，还是“规范”和“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要看解决什么问题。如投机、市场稳定性和上市公司质量、大股东的某些侵权行为，确实可以在发展中加以解决；但像“公开、公正、公平”原则，那是市场的基石和命脉，这样的大问题，绝不能忽视回避它。而且，不应在某个阶段强调它而在某个阶段忽视它。

　　另外，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也容易无意有意地“发展”下去，直至彻底失败，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美国20年代末股市崩溃，才开始规范，但道—琼斯指数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回到历史高点。如果说美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回避“三公”原则会对市场有如此重大的打击，那么我们今天没有一点理由再抱侥幸心理。飞机的引擎、大桥的桥基，哪怕只有1％的毁坏的可能，也不能让人坐上飞机走过桥再说。我们的股市也是同样的道理。

　　总之，“发展是硬道理”，但只有符合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大跃进”也是大发展，但它不符合最起码的经济常识；亩产超万斤，钢铁超英赶美，最后发展的结局是大灾荒和一堆铁疙瘩。同样，坐视“三公”原则的废弃，可能有一时的市场活跃，但只能听任证券欺诈横行，投资者信心崩溃，导致市场的灾难。

　　之所以很多人都在喊以“发展”为先，可能是在无意有意地混淆“规范”与“管制”的区别。在“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曾想把这一点说出来，但在当时中国股市监管权力大转折的时候，怕被认为“别有用心”。

　　现在可以说得更清楚些了：应当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打破“管制”，并不意味着打破规范。比如有人认为由于目前的上市规则不利于民营企业，于是民营企业纷纷通过买壳上市，规避“管制”，所以就得积极支持。因为民营企业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是个大道理。但是，我们是否能因此忽略了有些民营企业在买壳上市的同时在进行股价操纵获得暴利甚至各种证券欺诈的问题呢？我们能接受这是对买壳成本的补偿吗？我们能接受谁指出这一点就是反对改革就是斤斤计较于细节吗？恐怕不能吧。

　　我们不能再以损失大多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代价了。

　　还有一点我们要表示怀疑，那就是民营企业通过如此炒作，是否还会坚持自己原有的上市承诺？如此的暴利、如此美妙的理由、如此宽松的环境、如此轻松的“财技”，天下还有哪个企业靠正常的经营能获得这样的暴利？其结果极有可能一个壳接一个壳地买，“资本经营”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了。

　　惟其如此，打破“管制”发展的大道理，应该建立在“三公”原则的规范基础上。毁坏后者的基础，任凭“发展”，打破管制也会事与愿违。

　　第三，将市场发展与人的生理年龄作比喻，认为中国股市尚且年幼，出现问题情有可原。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因为我们的股市还年轻，才更有必要虚怀若谷，警惕各种可能出现的致命错误。就市场上相对更“年幼”的基金业而论，也是同理。近两年来，不管是主管部门还是投资者，也许都曾对新基金抱有相当多的希望，给予其诸如新股配售、研究力量与政策信息足够的优惠与条件，希图基金成为有别于以往机构的“新军”。应该承认，有些目标达到了，而另外一些目标并未达到。原因从内部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缺乏独立性，各种“关联交易”随之渗入；从外部来看，各种庄家操纵行为俨然成为市场主流，正难压邪。内外作用，就会出现《基金黑幕》所述及的种种现象。

　　当然，上述的行为也绝非大多数基金管理人员和经理的自我意愿所致，目前基金拥有业内优秀的人才最多，他们的能力和知识积累更适于“向前看”。若“向钱看”，成为“庄家”的配角与被动地“拉关系”，长此以往，武功报废是很正常的事。《基金黑幕》的披露，无疑给他们的“解套”寻到了理由。

　　从长远看，基金业必将成为中国股市的投资主力之一。如果目前任由已有端倪的非理性非透明化的操作方式蔓延开来，股市的未来不堪设想。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基金按规则就要比许多投资机构的透明化要高，因为它接受的是风险承受力差的散户和普通大众的钱财，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人们的焦点。如果现在自我宽容，等到各种更新也更规范的基金与投资机构出现，本身的竞争力和市场公信力能否在市场立足，就得打个问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报道无非为基金敲了一下警钟，但绝非丧钟。

　　十年股市 一声叹息

　　这只不过是个小孩喊出了皇帝没有穿衣的故事?

　　前不久，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某位记者写了篇有关《基金黑幕》的述评，他先是怀疑这篇文章可能具有报私怨的动机，然后很不以为然地说，这只不过是个小孩喊出了皇帝没有穿衣的故事。

　　皇帝的新装。可喊没穿衣服的那个小孩真是个小孩吗？

　　我很困惑。

　　1995年“国债327”事件后，在上交所一个为便于中层干部沟通的工作午餐会上，上证报的管理人员参加讨论报纸业务。轮到我发言时，忽然谈起“327”发生后的市场情况，我认为虽然上交所做了很多控制风险的措施，但仍有隐忧。说着说着，见与会者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再看尉总，他的头已扭到一边。当然，尉文渊后来也不以为忤，只是说了声“你的话比较多”。后来想想，我仍是记住了当年刚进交易所时，尉文渊对我们说的：“人都是有盲点的，得相互随时提醒。”

　　十年股市，一声叹息。（这篇《股市忧思录》的作者张志雄是资深“证券新闻人”，亦即《财经》杂志去年10月封面文章《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主要作者“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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