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著名学者、股份制专家刘纪鹏[微博]听到凯立案一审宣判的消息后，就判决结果对记者发表了看法。他说，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批权力，是旧的行政审批体制赋予的。这一行为的败诉，实际上等于是旧的证券行政审批体制败诉。此举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进步，将作为一个重要事件载入中国证券史。

　　他说，证监会得到的远远比失去的多。企业可以状告计划体制下的最高证券行政审批机关，当了被告的中国证监会也可能败诉，这证明了企业与证监会是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主体。证监会的社会形象，也可以因此更平民化、更亲切一些。一审败诉，证监会可以站在更高、更新的起点上，反思过去，超越过去，使证券监管达到的新水平。对海南凯立来说，其胜诉也仅仅是在申报程序上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上市。告状本身的贡献，远比能否上市更加重要。

　　他同时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中国证监会与海南凯立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如果没有获得指标，海南凯立根本不可能进入申请上市行列，其本身也享受了一定的旧体制特权。对北京一中院的一审判决，也要辩证地看，不能说法院宣布预选程序没有法律依据，1000多家经过预选程序的企业的上市过程就都错了。假如海南凯立今天已经是一个上市企业，它还会告状吗？审批制和预选程序就完全是对的吗？这一案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旧的审批体制下的双方当事人发生冲突，并借助一个走向市场化的法律诉讼来解决冲突。

　　他表示，这一判决实际上意味着，明天再随意搞行政审批，不仅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而是得不到司法机关支持的法律问题了。

　　刘纪鹏强调，人们也要重视中国的国情，中国证监会新一届领导已努力使证券监管向市场化迈进。下放权力到交易所也要有个过程。由于中国的投资人素质不高、专业机构水平有限，在监管环境、手段甚至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放弃监管部门的审批权威，就会出乱子。中国证券管理体制的走向应该是从行政审批制首先过渡到经济审批制。在中国资本相对匮乏、等待上市的公司极多的前提下，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过渡过程。一些国家的上市也有一些基本条件的限制，在实现了经济审批制以后，才可能转向核准制、市场准入制，实现一些国家上市只需“备案”、事后实行监管的注册制。

　　另据悉，海南凯立已经正式表示接受一审判决结果，不提起上诉。对于中国证监会是否会上诉，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此间一些人士表示，一审判决责令中国证监会恢复对海南凯立上市申请的审核，但毕竟已经时过境迁，如何去审核一个两年以前申报材料的企业？如何认定与处置？这些是一审判决给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行政行为出的难题。(本报记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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