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民事司法解释成瓶颈？投资者无奈频撤诉

　　今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1.9规定"),为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的审理和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谁也没想到,紧接着频频传来的是原告因不符合"1.9规定"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的条件而纷纷撤诉的消息。难道"1.9规定"竟成起诉瓶颈?

　　撤诉成无奈选择

　　"1.9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意味着在揭露日或更正日前将股票抛售的原告即使积极诉讼,其胜诉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而事实上,有不少投资者为了止损,都"赶"在揭露日前将股票卖出,可是对照规定,他们不得不选择撤诉,否则可能白白浪费诉讼费和律师费。

　　由于这一原因,1月21日,齐军亮等5位诉ST同达的投资者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法院下达允准撤诉的《民事裁定书》,ST同达案就这样结案。1月22日,原定于24日开庭审理的饶贵元等6名投资者诉三九医药及相关责任人的案件,也因相同原因而撤诉。

　　同样,25件ST嘉宝案中,因不符合因果关系而主动撤诉的有5件。大庆联谊案679位拟起诉原告中,符合"1.9规定"并可能获得胜诉的原告约582名。

　　揭露日如何确定

　　事实上,"1.9规定"一经颁布,其有关因果关系认定中提到的"揭露日"问题就成了法律界人士争议的焦点:"揭露日"究竟该如何确定?"揭露日"前该不该抛售股票?

　　同时代理ST同达案和ST嘉宝案的宋一欣律师认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在司法解释中强调了全国性媒体、首次公开揭露作为要件。这针对银广夏案而言,以《财经》杂志的文章作起点是可以的,但是许多案件则比较模糊,公告的中国证监会立案查处,算不算?虽然是全国性媒体,但揭露的内容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算不算?揭露后,有的被上市公司澄清,后又证明这种澄清错误的,怎么算?这些都有待最高人民法院对"1.9规定"作出更为周详的司法解释(如采用个案批复),否则,无论判决还是和解都会出现具体规定上的模糊空间。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宣伟华律师则结合大庆联谊案称,关于揭露日的确定,由于"1.9规定"讲的比较模糊,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原告、被告和法院各自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揭露日的不同,将直接导致原告人数的不确定和损失金额的不确定。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严义明律师说,"揭露日"的权威性似乎存有争议。最突出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媒体发布的消息本身存在真实性问题怎么办?因此,他认为比较权威的"揭露日"还是应该以中国证监会作出处罚决定日为揭露日。或者,根本不需要制定这个"揭露日",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自己独立举证的权利。

　　揭露日前该不该抛

　　从目前撤诉的案件来看,原告均因感到胜诉前景渺茫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的积极止损会导致其损失难以得到赔偿。试想一下,看着手中的股票大幅跳水,谁会事先想到跳水的原因是虚假陈述?谁又会不顾一切地等到监管部门"亮牌"才抛呢?

　　对于这一点,宣伟华律师认为,"1.9规定"十九条似乎剥夺了投资者的胜诉权,这有违司法救济的立法精神。事实上,所谓在揭露日之前已抛售的人更应该保护,因为他们是积极地采取了"止损"措施。

　　她还认为,这一规定可能会带来如下的负面影响:第一,它可能给投资者一个错误信号,即使股价下跌也不要抛售,不要积极止损,而是捂着股票等待揭露日的到来,只有这样才可能获赔。第二,它可能给做假公司一个错误信号,即尽量拖延揭露(包括自我揭露)时间,尽量选择和使用半遮半掩的词句,让投资者难以判断是否属于风险揭示。第三,它给上市公司的另一个信号是,可进行多次不属于风险提示的风险提示,逐步诱导投资者抛售股票,使大部分投资者成为"揭露日已抛售者",减少"可求偿投资者的数量和可求偿金额"。更可怕的是,如果上市公司再与黑庄家、黑嘴勾结的话,它们甚至可以控制在算术平均法前提下的所谓"平均交易价格"。这样一来,受害人还能获得多少赔偿?

　　宋一欣律师的见解是,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发生后,投资者据此购买了股票,其后,虚假陈述特征逐渐释出,事实证明股票价值并不如虚假陈述的那么好,部分投资者由此卖出股票,这时,你不能认为这些投资者所买的股票没有受到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至少是部分影响)；也不能认为短期炒作不是投资。事实上,长期持有和短期炒作都是证券市场的合法行为,《证券法》只限制T＋0交易,从来没有对短期炒作、投机下过定义。

　　(上海证券报记者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