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入世给股市带来如此之大的震荡

　　记者祁和忠发自上海

　　在被誉为“WTO元年”的2002年，沪深股市终于没有能够担负起经济“晴雨表”的功能：在GDP增长率即将创下5年来最高水平的同时，上证综指被定格在1339至1748点的409点区 间大口喘息，深综指则勉力维持在366点至523点的157点范围内波动。

　　除了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前分期分批将10多年来在股市积累的巨大财富成功地转移到房地产业、海外市场等领域，大多数参与者都没有能事先预见到入世会立即给资本市场带来如此之大的震荡。当市场的无形之手开始按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重建股市供需平衡机制的时候，猛然惊醒的“大熊”将稚嫩的中国股市推向深渊。财富蒸发令券商、基金等各类被套牢的机构资产迅速缩水，并给国家金融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深度套牢的散户投资者也苦不堪言。

　　面对股市急剧下跌给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所带来的潜在隐患，证券市场主管部门从大局出发，以政策稳定市场。于是，2002年出台的政策之频密前所未有，政策手与市场手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箱形台阶

　　2002年上证综指走过的1339点至1748点间的波动轨迹，在其长期走势图上筑就了一个从2245点凌厉下跌后的第一个箱形台阶。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向记者表示，中国股市原来飞得太高，现在的下跌是其必须的迫降过程，不过考虑到市场的承受能力，因此应在其下跌过程中设置台阶。

　　回顾2002年，中国股市能在1500点上下约200点范围内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在来之不易。为了避免股市的不推自倒，管理层在呵护股市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在大盘下探1348点的过程中，央行在今年2月21日进行了1996年5月1日以来的第八次降息；4月初，中国证监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并规定自5月1日起施行，对交易佣金实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动制度，让利于投资者；5月21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恢复新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进行市值配售；6月23日，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政策叫停；7月24日，正式发布《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提高增发门槛；10月16日，中外首家合资基金公司———国安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筹建；11月8日，证监会、央行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自12月1日起施行。如此等等，正是这些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为支撑股市下跌过程中箱形阶梯的根根立柱。

　　然而，与投资者及管理层对政策效应的预期影响相比，政策所发挥的实际威力还是与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去甚远。入世所带来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正在加剧证券市场的内在结构变革，资本的自由流动越来越难以遏止，趋于开放的系统令政策效应呈明显递减状态，并令政策本身呈现明显的双面性。

　　结构变革

　　中国股市前十年的繁荣，是国家通过调集全社会各方面资源大量持续注入股市的结果。在国家将股市作为除银行系统之外另一个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向企业注资的重要管道时，全社会万众一心，推动沪深股市走出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行情。

　　然而，WTO沉重叩击中国大门的声音，终于将10多年来已习惯于自拉自唱的股市参与者们逐个惊醒，各个主体开始急切地寻找各自的定位，并做自己应做的份内事。于是，证监会开始加强监管，央行开始查处违规资金，财政部着手探索国有股减持。

　　开弓没有回头箭，2002年成为股市结构变革中的第一个重整年。但是，股市的承受力决定了市场化不可能一夜完成，证券市场的最直接监管部门在强化监管角色的同时，不得不继续进行稳定市场的大量努力。尽管大量企业急切地在排着长队等候上市，并愿意以比过去更有竞争力的融资成本招股，同时，也有大量资金愿意以更便宜的价格去购买新股，但证监会仍只能通过计划手段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去控制新股的发行密度。今年1至10月，沪深股市筹资总额仅为663亿元，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低，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中，证券市场远远没有能充分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应有作用。

　　寄望重组

　　今年11月初，三部委发布的《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向纵深推进，以国有资源直接注入或补偿的方式去提高流通股投资价值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

　　举目全球股市发展史，没有哪一个成熟市场没有经历过惨烈熊市的洗礼。但沪深股市经过10年的资金推动型发展，市场所要求的调整深度已远远超出了各方主体的承受能力。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的质量一直难如人意。管理层在推进股市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与时俱进，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正在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外资等去重组上市公司，通过优质资产注入的方式，去提高流通股的投资价值，以减少市场的下跌深度与调整时间，将成为重中之重。

　　市场化的铁律要求股市的供需闸门最终必须由市场自身调节，沪深股市目前的内在缺陷及两市仅1.3万亿的流通市值决定了其暂时还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它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民营资本和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有效重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