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政府开始实施国有股坚持方案。随后的几个月中，沪深股市大幅度下跌，证监会不得不在10月下旬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引起如此之大的震荡说明原来的方案存在重大的问题。看来要是国有股减持顺利进行还需重新定位。

　　在原来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中，主要目标之一是“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资金”。按股民的理解，这就是政府要用国有股“圈钱”。股市就是资本市场，用股票筹资也是最常见的筹资方式，出销股票换取资本本来是极为正常的。这种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的筹资方式为什么被中国股民称之为“圈钱”，并敬而远之呢？

　　中国居民的储蓄已达7万亿元，按说，购买国有股的钱是有的。如果这些国有股是“蓝筹股”，减持的结果也许会引起一轮新的股市热。股民对国有股减持的冷漠在于他们把国有股看成垃圾股。这种看法无论是否片面都来自股民们在股市拚搏中的实践经验。

　　20世纪90年代初，股份化被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式，国有股开始上市。想当初，股民对这些股票何其热衷，用“万民争购”来形容当时的股市并不为过。但是，10年下来，最初在上交所上市的60余只股票今天都已经成了垃圾股。而且，所有上市5年以上的国有企业同未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总体经营绩效和各项经济指标并没有什么差别。特别是一些原本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被包装上市，在糟蹋了股民的钱之后又无可挽回地破产了。股民的钱无非是被这些国有企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股民从惨痛的经历中总结出来：一些国有企业是“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股民”，等到实在没什么可吃的时候，它们也该灭亡了。这种国有股上市，能被股民看好吗？股民对国有股怎么还能有信心呢。早在国有股减持方案出台时，就有经济学家做出了悲观预期，可惜不幸而被言中。

　　国有股减持方案失败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落后。吴敬琏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这句话说的坦率一点儿就是，我们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过临界点。正如吴先生所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国有股减持来实现“变现”，显然是要落空的。

　　要使国有股流通方案得以实施的关键是给这个方案重新定位，即不是要“圈钱”，而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债转股等阶段，可以说把除了私有化之外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但仍未见成效。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国有企业仍然是由政府牢牢控制的企业，仍然姓“国”。

　　国有企业仍然姓“国”就无法从根本上解释邓小平同志说的“政企分开”的问题。从企业理论来看，企业一股独大的并不是什么问题。国外企业有一股独大者，也有股权多元化者，都可以做好。但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是问题，因为这一股由政府持有。政府既然是国有企业惟一的(或者最大的)股东，就谈不上政企分开了。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去搞国有企业，今天强强合并，或强弱合并，明天又对他们的投资决策横加干预。政府搞来搞去总没有成果。而且，有权搞国有企业的领导，搞好了可以升上去，搞不好也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国有企业要做好，必须通过股份化实现股权多元化，改变政府控制企业的状况。这应该是国有股减持政府的重要目标。

　　国有企业姓“国”的另一个弊端是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内缺乏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与政府机构应该有根本的差别。政府机构应该承担社会服务的功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内部激励机制是薪酬制度与人事制度。企业应该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建立以物质利益(结合精神激励)为中心的激励制度。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与民营企业应该没什么不同。另一方面，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沉重的社会负担。与民营企业相比，它的包袱要重得多，它要与行政机关一样从事各种政治性的活动，要办教育、办医院……或者其他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国有企业为政府分了忧，但这种分忧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这些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无法走出国境。

　　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享受充分的父爱主义，既要听政府的，又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国有企业成为民营企业一样的独立企业，国有企业就没希望，国有股减持也难以成功。

　　国有股减持决不是为社会保障筹资，而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只有按这个方向，先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并按照市场原则给国有股定价，国有企业才能搞好，国有股也才能真正的流通起来。

　　梁小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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