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市场教育”

　　《21世纪》：但股市现在一跌大家就开始高喊系统性风险，要求政府救市，过去还是聚焦于印花税，现在已经更多的是在呼吁平准基金了，您怎么看？

　　戴立宁：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应尽可能的去协调好供需。这涉及到市场教育的问题，就像打球一样，大家都要知道游戏规则才行，不但裁判要知道，球员要知道，观众也要知道。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形成共识，共同来把事情做好。假如在球场上有太多人都不知道规则，那总会有人乱发嘘声，而且这个嘘声也会影响到裁判的自信和球员的发挥，最后天下大乱。所以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市场教育，这种教育不但是针对投资者的，也是针对监管者的，甚至还要对监管层的上级做教育。最后一点尤其要注意，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市场，假如监管者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他的上级不懂却又要来干涉，那怎么办？所有的参与者都对市场秩序负有责任，大家都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只有这样大家才不会随意破坏规则、对裁判提无理要求或随便发嘘声。

　　《21世纪》：这方面香港似乎做得比较好，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股市曾经一度缩水90%，但港府当时还是没有救市。相反是台湾地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国安基金的平准基金去救市。

　　戴立宁：相对来讲，香港是比较遵循亚当·斯密那套原则的。很多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以吏为师，认为官员应该爱民如子，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结果往往是以父母照顾孩子的心态去管理市场。这样的行为方式在某些情形下会脱离理性的范围，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国安基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股价低迷的时候拼命救市是有成本的，因为这些钱大多来自劳保基金，一直持有股份是很难的，所以市场一回暖，它就要赶紧卖出。这个市场本来是根据合理的供需在波动，但突然有个外来力量完全不遵守这套规则，逆势而行。这不是给普通投资者造成了新的风险吗？

　　《21世纪》：我们都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面对大跌的股价，台湾还是建立了平准基金，您觉得为什么一些最基本的理念在市场中很难推行下去？

　　戴立宁：因为太多人的眼里只有短期利益了。其实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了亮丽的一面，却忘掉黯淡的一面。对一些明白人来说，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事，你却不停地说它的不好，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大众有时候是很幼稚的，容易被误导，所以我们需要有些人去做乌鸦嘴，做傻事去叫醒大众，我认为这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要管理好一个市场，我们就必须有所信仰、有所坚持。

　　《21世纪》：您认为每个参与方都有管理市场的责任，我们现在又需要对所有的参与方进行市场教育，那您觉得其中哪一部分人的教育工作最为重要、应该优先呢？

　　戴立宁：我觉得是小拇指。虽然它本身的力量很小，但我们要靠它来协调整个市场管理工作，所以它对市场其他参与方的行为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假如是反过来的“举枉错诸直”，那问题就不乐观了。

　　(本报实习记者裴培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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