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容是中国股市的第一要务

　　《21世纪》：您不赞同平准基金等做法，但面对资本市场“跌跌不休”的局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戴立宁：也许大家不一定赞成，但我认为股市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市场，主要就是钞票和股票的交换。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就不值钱，这是不变的。我可以举一些数据来谈，2005年到2008年间，新上市公司的数目是比较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新增的股票量并不多。但问题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开户人数增加的速度在此期间是非常快的。以股指大涨的2007年为例，全年上市公司总数增长了8.7%，但开户人数增长了76.9%，这意味着在短时间内可能有太多的人拿钱在追逐有限的股票，所以2007年10月股指突然涨到6000点不是偶然的。

　　但是问题是股指怎么又会大跌呢？是不是股票跟钞票的关系产生了变化？暂且不谈宏观层面上的流动性问题，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大小非的解禁。

　　刚才已经说了，从2005年到2008年，新上市的公司比较有限。假如我们把A股市场比作一家百货商场，这也就是说商场里的新商品很少，但旧商品却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股改后的很多限售股逐渐到期可以流通了，主要是所谓的大小非解禁。这些非流通股大部分都属于过去上市的一些国有公司。这些国有公司从效率上来说并非中国经济最好的部分，相对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一些新兴民营企业在推动，所以年代越久的上市公司，其资质往往越差。你可以想想，这么多比较差的股票一下子涌入市场，这个市场会发生什么事？反之，那些颇具成长性的公司却不太容易获得上市融资的机会。那这个市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也没什么稀奇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就要谈股改的问题了。

　　《21世纪》：股改曾经被誉为是中国股市里程碑式的事件，当初在一些乐观人士看来，似乎股改之后，中国股市的主要痼疾就解决了，您对此怎么看？

　　戴立宁：股改的用心是良苦的。我们现在主张的是股东平等原则，假如我持有某公司的股票，那一股和另一股之间的权利义务除非事先约定，那就应该是平等的。但A股因为特殊的历史因素，使得一些公司同样的股票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买卖，另一部分则无法在市场交易，而流动性决定价格，由此造成了不公平的结果和一系列的问题。监管机构希望能改变这一局面，而且投入了很多心力去做这个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问题真的是中国股市最重要的问题吗？举例来说，在国外，很多上市公司也有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例如谷歌上市的时候就有一大批限售股，但这些股份后来的解禁也并未对股价造成严重问题。

　　其实，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分，监管层要把非流通股从证券交易的角度全部消除，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公司上市的时候一般都有一定的门槛，但有些公司，因为商业周期等方面的原因，其在上市的时候符合标准，但上市后业绩逐渐变差，需要增资，这时候它已经不符合上市和增资的标准了，那要不要允许它增资呢？它已经明显低于上市标准了，怎么能让它再向大众投资者要钱融资？假如不许融资，那还有什么办法？当然你可以考虑退市，但退市的后果很严重，因为这样一来持有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就会受损，所以监管层一般不愿意采取这么极端的做法。不能继续融资，又不能退市，但公司不增资的话可能也会慢慢破产清盘，最后还是会伤害到大众投资者的利益，这等于说搞成了一个死不得、活不了的半吊子，那监管层如何来保护大众投资者的利益？

　　实际上，在这时候监管者通常还是准许公司增资的，因为不增资就无法购买新机器，公司也就活不下去。但又不能伤害到大众投资者，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增资不是公开募集，而是私募。私募基金往往是有钱人组织的，他们是企业经营和投资的专家，既然它觉得有投资利益，干嘛要阻止它？而且这些人把公司买下来盘活对其他股东也有好处。但既然获得这些资金所出售的股票是用私募形式交易的，那这些股票也不能随意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从这点来看，我们过去投入了那么大的力量去做股改，这是否值得？我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是扩大市场，因为中国的骄傲不是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而是以后让更多更新的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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