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雏军恶言相向不如理性以待

　　作者：叶檀

　　当一个市场标志性人物倒下的时候，跟随这个人物倒下的，不仅有一个利益群体，还有这个人物所代表的商业理念。

　　据《金融时报》报道，8月2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国证监会已于 近期完成了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顾雏军等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并将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顾雏军的主要违法行为包括在“科龙电器”采取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多种手段，虚增利润，导致该公司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构成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

　　这个消息并不出人意料。顾雏军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当然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欢呼过后，本应继之以冷静的思考与反省，但现在事态的发展溢出了这一轨道，而进入全民对顾氏本人以及曾支持过顾氏的大批经济学家的集体声讨阶段。令人遗憾的是，曾有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道德激情无益于现代制度社会的建立，对与己相左的意见进行冷静的思考，对历史事实的约束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走上制度建设的正道。

　　在顾雏军事件中，我们必须回答如下问题：顾雏军想打造怎样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一模式在社会约束条件下，会以怎样的逻辑往前发展，最终会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顾氏的产业梦简而言之，由冰箱与客车两个产业王国构成，前者经由他的制冷剂销售链条贯穿起来，后者主要通过购买品牌与技术的方式。与寻求自有技术的新飞等厂家不同，顾雏军坚信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依靠建立国内生产厂家的代工垄断联盟，给跨国巨头贴牌生产是与跨国巨头相抗衡的最好办法。为此，顾雏军开始大规模收购冰箱生产厂家，在3年时间里，顾雏军掌控了中国冰箱制造业25%的产能。由于冰箱王国出师顺利，顾氏开始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客车王国，花大笔现金整合亚星客车、襄樊轴承和欧洲客车企业。

　　通过顾氏的产业发展线索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通过并购急剧扩张的发展模式，需要充足的资金供应与管理团队来支撑。对顾氏而言，缺乏的不是管理理念与经验，而是扩张所需的巨额资金。虽然顾雏军曾说过，“我惟一不缺的就是钱”，但这样的大话显然当不得真。对任何一个企业，资金总是第一位的。

　　顾雏军的资金从何而来？科龙大本营一度是他的资金蓄水池，但挥霍过度造成资源枯竭。顾氏尝试使用极具风险的杠杆收购解决资金难题，从格林柯尔年表中加总可以查证，顾雏军以9亿多元人民币刮起“收购风暴”，一举吞并科龙、美菱，投资安徽格林柯尔、收购亚星、收购襄轴，换回国企资产共计136亿。在顾氏眼中，这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常见手法，但对于处于信任与风险双重危机下的国内资本市场，这是原罪。用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杠杆收购法，用零资本或极少的资本撬动巨额资产的做法，既是冒进，也不符合国内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更不会为众多股民接受。

　　更糟糕的是，顾雏军几乎动用了地产运作、专利溢价、关联交易等一切资金运作手段，这些不规范的运作与顾氏团队的高薪以及科龙财务报表的窘迫交织在一起，经过郎咸平富有煽动力的白话解读，成为股民愤怒的导火索。

　　顾氏在中国资本与商业市场尚未发育成熟的背景下，急于打造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这一前提早已决定了他的资金来源、他的并购模式不可能以合乎中国规范的方式进行，也决定了他本人的命运。有人因顾雏军事件预言，中国将从国退民进时代进入国退洋进时代。从某个程度上看，确实如此，当西方企业带着雄厚的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时，他们不会遭遇到顾雏军的资本困局。问题在于，当国内众多的企业家面对着越来越残酷的世界范围的产业竞争时，他们的心态与顾氏相去几何？他们的行为逻辑又将以何种方式呈现？

　　顾雏军满盘皆输，决不是因为跳出了一个声称要挽回国资的郎咸平，以及自荐科龙董事的严义明，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而是因为顾雏军的扩张野心与中国的资本市场现有工具不匹配，与民众的主流经济观念相差悬殊，与中国现阶段的法律不合所致；更是因为顾雏军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所致。这一悲剧折射出中国市场发展的种种困境，对中国经济将影响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