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利好政策首失灵 股市困囿于信用空洞化(5)

　　政府治理应是当务之急

　　证券市场，按照学术化的语言来定义，就是寄托信用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

　　很多人以为解决了股权分置就能将股市从深陷的泥沼中解救出来。其实，中国证券市场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并不完全是股权分置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产品创新的问题、更不是保险(社保、QFII、年金)资金入市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是一个长期没有预期、信用寄托失常的问题；是政府和国家公信力被政府行政监管部门长期预支、透支，所产生的社会信用空洞化结果；从社会层面上讲，也是由于民众信用寄托失衡，而产生的部分政府部门失信于民的背离状况。

　　政府部门公信力的下降，是证券市场诸多问题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

　　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据知情人士透露，2005年很有可能成为最高层提议的改革年，而改革25年后重提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政府治理。

　　《老子》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就是“最好的管理(政府或监管)就是感觉不到管理者(政府或监管者)的存在；其次，是亲近他而赞美他；再其次，是畏惧他；更其次，是轻侮他。管理者(政府或监管者)的诚信不足，自然不相信他”。

　　有学者说：政府治理是纲、公司治理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那么理当设问：究竟应该用什么来制约政府及其行政监管部门的“权利”？是不是应该让利于民，争取中国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应该让“闲不住的手”抽身而退，使政府和监管者从利益相关者的错位角色回归本位？是不是应该从源头上给股民(或者说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可见的信心，使得证券市场能够让参与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让企业能够从中筹集必需的资本、让中国经济能够在此配置合理的资源……？

　　如何打造一个中国股市的“和谐社会”？

　　在证券监管者口中，人们经常听到的词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而公司治理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两条：一是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二是充分完全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近年来，政府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治理问题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对人对己却不是一个标准，“政府治理”则甚少听闻。

　　改革20多年以后，“由于国家机构的规模、行政监管部门的惯例和传统，从而导致产生一个新的过分强大的官僚层”(《OECD国有企业治理指引(草案)》注释第42条)，这样一个行政官僚层，不管他们是传统的管理部门还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监管部门，长期以来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着“合法的行政干预权”和“规则制定权”来向市场预支国家信用，最终透支政府信用从而造成社会信用失衡。

　　所以时至今日可以清楚看出：在目前状况下，要一些政府部门彻底退出市场，如果不说是故作天真、至少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更为现实的应该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让政府及其行政监管部门接受监管。不仅使之受到政府内部不同监察部门的监控，更应该受到外部全社会的监督。要做到这一条，相辅相成地，就需要首先让政府行政监管部门采用和他们要求监管对象做到的相同、或更高的信息披露标准。这样，政府行政监管部门的权力制衡就做到了一半。

　　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除了政府治理以外还需要更多“公共治理”安排，即用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权力制衡、更公正的利益分布、更和谐的社会形态……来使得公众信有所托、使得社会公信力得以恢复、使得国家信用进入良性循环。

　　(作者系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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