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德隆》：武汉——危机德隆嬗变(3)

拯救重组

　　2004年5月29日，唐万新、唐万川一行再次出国。在出国期间，唐万新平均每天与德隆高管通话达5小时之久。

　　身在缅甸，唐时刻关注著德隆的事态发展，分析着监管当局对德隆可能的处理意见， 也全面总结了这些年德隆的经验和教训。现在看来，当时的唐万新至少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政府甚至是国务院的领导有可能支持德隆进行市场化重组，二是德隆虽然在金融问题上翻了船，但德隆多年以来在实业上的整合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只要重组方法得当，德隆可以从实业上重振雄风。

　　事实上，在缅甸期间，唐万新的确一直在遥控他昔日的部下们全力寻找重组的市场化方法，媒体曾经报道过的“德隆重组方案”就出自唐万新之手，或者至少经过了唐万新的授意，这个方案是把整个德隆打包，家族的股权缩小，新增300亿投资，其中国企、外资各一半，德隆从一个民营企业变成一个国有占30%、外资占30%、民营30%、德隆管理层占10%混合所有制现代企业。德隆在原来那五大投资领域全部由控股变成参股。

　　遗憾的是，形势在朝唐万新极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证监会一直把德隆系染指的公司视为高风险公司，银监会在密切监视德隆动向。而国资委也传出消息，要求下属企业厘清与德隆的关系。显然，德隆能否赢得时间和空间并不在于任何一个貌似合理的市场化解决方案，而在于政府的态度。北京一名资深投行专家认为，德隆重组由国企和外资联合接手，是根本不可能的。

　　经济管理咨询家、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一直在对德隆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判断，目前的德隆面临两个过程，一是进一步将资金链梳理干净，首先保护银行资产，这实际是一种暗地清盘；第二步是分行业分企业地拍卖，清理其他债务，这是个公开清盘的过程，意味著将德隆系彻底肢解”。

　　5月30日，德隆国际在上海总部召开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德隆自身开始积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公司危机和面临的困难。

　　2004年6月号《中国企业家》刊发《30天火线重组》、《德隆为何而败？救得救不得？》、《什么比德隆更值得重组？》以及《从垃圾中淘金——全球商界知名的拯救和重组案例》等“拯救德隆”专题文章。同时，新浪、搜狐等网站，《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财经》、《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也刊登相关系列文章。至此，一场拯救和重组德隆的经典剧目开始上演！

　　2004年6月初，国务院成立了处理德隆问题的5人最高领导小组，由国务委员华建敏牵头。随后，成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为首的工作小组，并由与德隆相关的14家主要债权人银行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分别处理德隆的金融业和债务问题。工商银行是德隆的最大债权人，仅新疆地区就贷款近30亿元，于是债权人委员会由中国工商银行担任主席，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出任副主席，成员包括其他数十家银行机构。中国银监会有关部门对债权人委员会进行协调。债权人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协调各家银行的行动，不会再出现各家银行一哄而上、争先恐后追讨德隆资产的现象。这也表明，有关部门已对德隆系的处置有了通盘考虑。根据德隆系债权人委员会的统计，除企业正常的生产性贷款外，合计应为16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的债权在50亿元以内。

　　7月6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在德恒证券的注册地重庆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该小组被称为“706”专案小组。同时，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太原、乌鲁木齐、银川等诸多有德隆旗下金融机构的城市都成立了以当地公安局经济侦察科为主要力量的专案调查小组，分别调查当地的恒信证券、中富证券、南京国投、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等机构。每个专案调查小组有4人，其中一人是来自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的干警。

　　7月18日星期天，隐身一个半月的唐万新从国外重返北京，开始主笔撰写德隆自救的重组方案。唐万新身穿T恤，依然留著那撮标志性的小胡子，只是和常人相比，神色更见沉重，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那段胆战心惊、艰险困难冲出丛林悄然出境的经历，不知他是否能够想起自己在老家新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狩猎的情景？这种狩猎法最大的风险是，驾驶丰田牌越野车，大灯照着前方6—7米处，眼睛盯著远处的猎物，车越开越快，却看不清跟前的路，下面随时就是危险的堑沟。德隆就处于这种状态。

　　唐万新返京前，曾给国务院、中央政法委写了一封信，一再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一，德隆所有的行为都是他指挥的，所有的责任由他承担；第二，他有能力、有信心化解这次的风险，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风波结束后再接受司法审查。

　　7月26日，德隆建议稿《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连同厚达一尺左右的相关附件，被递交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至8月13日，三易其稿。

　　《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中指出，“截止到2003年底，德隆年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年纳税总额近20亿元，现有员工5.7万余人，为社会提供了27万多个就业岗位，解决了包括新疆农牧民在内的100多万人员的生计”。

　　德隆提出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在监管机构和债权人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集中管理、统一调用德隆资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恢复市场信用，盘活资产，在运营中清偿债务”。

　　德隆将重组策略切分为实业和金融两头：其中实业中剔除上市公司的生产性贷款后，德隆眼下“生产型企业的银行负债总额约为35.7亿，资产净值49.2亿”。德隆认为，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完全可以支持自身生产性贷款的偿还。各上市公司和德隆关联的12.7亿债权，目前已由德隆将5.5亿元的资产抵债，其余7.2亿元计划继续以资抵债或相机出售资产给予弥补。或者德隆将非上市公司优良资产置换到上市公司，这是切实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负责任的行为”。德隆金融债务总额高达300亿，可通过关联交易和债转股等方式处理，当时“合计已完成了238.01亿元债务的意向性处置，未进行或达成处置意向的债务尚有65.77亿元，需进一步研究和洽谈”。德隆因此建议：“采用监管机构、战略投资人和德隆三方共管的方式恢复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部门负责严格监管；有实力的战略投资人负责组建董事会，依靠战略投资人的市场信用，恢复机构存续业务的开展；德隆在运营中负责处理关联债务”。

　　8月初，德隆成立新的管理团队，明确了11人的执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具体分为4个部门：一是董事局办公室，由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副主席尹筑光等3人领导，负责与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的对接；二是产业重组委员会，由德隆国际的执委丁光平等3人领导，负责与业务部门、监管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及代表对接；三是金融重组委员会，唐万新亲自挂帅，刘昌贵等人具体执行，功能参照产业重组委员会；四是综合管理部，总揽行政、人事、财务、法律、

审计等诸多事宜，由德隆原行政总经理沈巍领衔。这支团队的工作几乎是无报酬的，只是象征性地领取生活和出差补贴。

　　8月3日，唐万新正式被监视居住于北京中苑宾馆天聪阁。

　　唐万新回国后，国务院曾先后三次召集19个省市区和各相关部委的领导开会。在唐万新本人未在场的一次会上，每个与会人员都痛责德隆的所作所为，历数其恶劣行径，3个小时的会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负责。国务院办公厅权威人士总结说，“德隆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的，监管部门要自我反省”。

　　德隆危机爆发后，资不抵债是个基本的事实，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德隆的实业资产被认为仍有增值的空间，而缺乏的，是新增的资金去推动存量资产的增长。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冒险借钱给德隆，让他自己解救自己；二是通过央行发放再贷款，行政接管德隆；三是通过第三方重组，而在此前搭建一个托管的平台，以维系、恢复，甚至增加德隆的资产。显然，前两者一个风险过大，一个过于保守。最终，政府将目光锁定在第三条，即市场化重组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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