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城市的齿与唇长虹与绵阳的唇亡齿寒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9日 13:33 新民周刊

　　经历过大牛市的中国股民，对于长虹传奇都记忆犹新。他们应该也都记得倪润峰的面孔。有人说，那是20年来中国企业界最强悍的一张面孔。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长虹的盛极而衰转瞬即至。在陷入坏帐泥沼后，几上几下的倪润峰即将面对苍凉的人生大结局。而绵阳，这座以长虹为财政和就业倚靠的城市，也开始惊疑彷徨。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为什么难得看见把城市命运寄托于个别企业和个别企业家资源的情形？为什么绵阳政府与长虹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在中国的东北和西部屡见不鲜？

　　人，企业，城市，究竟应该在怎样的格局里共存？

　　长虹悠愁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为什么难得看见把城市命运寄托于个别企业家资源的情形？为什么TCL和春兰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许多？而绵阳政府与长虹之间的那种关系为什么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却屡见不鲜？

　　撰稿／高小勇

　　刚刚过去的那一年，最后一个月的28日，四川长虹(资讯行情论坛)发布了预亏公告。因应收美国APEX公司账款余额4.675亿美元无法全额收回，预计最大计提金额3.1亿美元左右；另外，委托南方证券国债投资金额1.8亿元左右也当坏账损失作全额计提。简单计算长虹坏账损失计提将达到27亿多元人民币，形成2004年巨额亏损。

　　由此而深感寒冷的，我想——绝不仅仅是长虹的上下员工、投资长虹的股民和中国证券市场。我想，还有那座簇拥在长虹四周的城市。

　　长虹与绵阳的唇亡齿寒

　　绵阳——长虹所在的城市，就GDP而言，它排名中国西部城市第五，紧跟在四大城市——重庆、西安、成都、昆明之后。而在过去十多年中，长虹对绵阳贡献了绵阳市工农业税收的40%，平均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来自长虹。这是绵阳市统计局局长李德胜对媒体的讲述。

　　我简单查了一下，尽管数据不全，但基本可以大致看清绵阳这座城市在经济上与长虹的紧密依赖关系。1999年全市GDP总值311亿元财政收入28.5亿元；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29.8亿元财政收入26.6亿元；2003年绵阳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6.6亿元财政收入30.8亿元。而1998年的长虹缴纳利税23.28亿，2000年长虹缴纳利税7.8亿元。可以这样粗略地讲，1999年以前的十来年里，绵阳每年挣的钱一多半是长虹给挣的，财政每花10块钱，有近一半是靠长虹利税埋单。

　　据媒体引用绵阳市统计局的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长虹是这座城市启动的引擎，真正的启动是在90年代”。上世纪的最后10年，是长虹大发展的10年，也是绵阳腾飞的10年。

　　长虹与绵阳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唇齿相依关系，自然也会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十几年来绵阳有一位市长，一位书记，另有一位副市长出自长虹。上世纪80年代老市长、就是原长虹厂长王金城；刚刚遭遇审查的前市委书记、就是长虹车工出身的原长虹副厂长黄学玖；长虹现任42岁总裁赵勇，又是去年7月8日才空降到长虹的，在这之前是绵阳市副市长。有意思的是，赵勇是辗转而来的，在当副市长之前又是长虹的一位执行总裁，2001年6月因与复位的倪润峰志趣不同，有嫌隙辞职，而就任副市长的。

　　长虹和绵阳的政商亲密，有个故事可让人一叶知秋。2000年春节，有一件事让长虹很多在外征战多年的销售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年主政的赵勇亲自到成都双流机场迎接他们回厂，并以红地毯铺地，接回绵阳；注意，在前面开道的是警车。

　　火车站的故事

　　考虑到读者并不是政府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者，为让读者能把长虹与绵阳唇齿相依关系理解得更真切些，我讲几个细节。

　　2003年7月的《四川日报》以“长虹出口带活绵阳车站”为题报道说：“上半年，绵阳车站克服非典带来的影响，利用长虹外贸出口的高峰时期，实现了路企双赢。面对长虹出口给今年运输市场带来的巨大份额，绵阳车站经过分析核算，对长虹整车运输实行优惠15%，从3月下旬实施以来，长虹公司通过铁路运输稳中有升，装车数较去年同期增加43.2%。扣除降价因素，运输收入实际增长21.7%。针对长虹公司出口量大、集装箱运输多，利用铁路集装箱班列准时、快速、服务质量高的特点，6月以来，铁路共组织开行长虹家电出口集装箱班列28列1500余车，保证装运长虹家电集装箱班列正点开出。”

　　而就在一年多以后，绵阳车站却因长虹遭受重创。《人民铁道报》2004年12月28日的消息说，2004年对绵阳站来说，是一个极为困难的年头。因为长虹彩电出口受挫，有“长虹专运站”之称的绵阳站，发送彩电的运输锐减，比去年减少一半以上。

　　绵阳一家名为“资江电器厂”的企业，与长虹家电城一墙之隔，它和相邻的两家电容器厂一起构成长虹的三大电容器配套厂。据这家工厂的厂办主任李先生对媒体说：“我们原是湖南省企业，每年供应长虹电容器6亿只，为长虹迁到这里。”据说，像资江一样，我国东部很多企业为就近长虹而迁来，有做包装箱的，也有做包装袋的，十几家企业簇拥在长虹四周。

　　绵阳市计委副主任陈宏说，长虹由最初的一处厂区发展成为五处，极大地推动了绵阳市区的扩展；而在就业方面更是明显，规模庞大的长虹，淡旺季职工人数平均超过3万人，直接创造的就业占绵阳当地就业人口的5%至10%，如果算上资江等配套厂间接创造的就业，比例就更高。

　　长虹的崛起一呼百应，长虹受挫，难道不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吗？

　　我20多年前在绵阳所辖的一个县下乡插队。绵阳地处成都平原北端，向北背倚川北深丘，农业耕作历史悠久，但除农田外，其他资源并不丰富。虽然现在绵阳市区的人均GDP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但如果将占人口比例五分之四的农村地区包括在内就很低。从人口占比、土地使用面积上看，还深刻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是不均衡的这个特点。

　　长虹，作为绵阳第二产业的支柱，作为绵阳财政的一台印钞机，作为绵阳的一台转化当地密集劳动的巨大就业机器，它的倾斜和发出的异响，意味着什么？

　　短痛还是长痛？

　　去年末，长虹公告，意味深长地将27亿元坏账做了一次性计提处理。据说，对此官员中曾有不同意见，一说将27亿元逐年计提；另一说则认为，若逐年计提；长虹有可能会因为连续3年亏损而面临退市，长痛不如短痛，一次计提了反而干净了。最终，后者占了上风。我想，作为2004年7月才空降的赵勇，对做这样选择，肯定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选择也没错，因为这样公开化程度很高的一次性计提，而不是逐年计提，很容易分清责任。但通过此举，可以看出赵勇对倪润峰经营管理不满的深刻。

　　长虹之痛，并不因为它的一次性计提就成为“短痛”。事实上，它的一次性计提并不明智，因为这会陡然增加了这家大型企业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看来，不确定性的费用相当高。俄罗斯除了石油，市场经济整个发育缓慢，非洲经济常年萎蹶不振，都跟它们的不确定性相关。你让人产生了疑惑，往往就懒得和你交易。不确定性的交易费用相当高；价高，跟你的交易需求自然就小。

　　1998年后，随着家电市场的恶战，长虹业绩下滑。长虹出国远征，2003年，长虹集团对美出口彩电3.4亿美元，占四川2003年外贸出口总值10.7%。但彩电出口量也从2003年7月后急剧下降。2004年5月，美国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调查并最终裁定倾销成立后，长虹将基本退出美国市场。

　　一家本来可供成百上千人吃饭的餐馆，食客越来越少就很难受了。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已经不是当年倪润峰所面对的那个短缺市场，也不是靠规模大可使用价格杀手锏的市场了。再要为企业和绵阳找回那么大的市场，无疑犹如登天。长虹一次性计提增加了和他人的交易费用，也平添了长虹重新扩展市场的难度。

　　今年初，四川几家银行联手给予长虹贷款授信额度85亿元。四川的一些重要官员也在公开场合保证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长虹的发展。这些都是及时明智之举。然而，它们毕竟不是产品交易的客户。

　　“长痛不如短痛”，对长虹或许如此。但对绵阳市而言，恐怕情形就不是这样。长虹一次性计提坏账27亿元，就相当于一口吃掉了全四川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那么对绵阳呢？2004年长虹工业总产值增速16月累计同比下降17.6%。受长虹效益下滑的影响，绵阳9月份全市GDP增长仅为11.6%，位居全省末尾。有消息说，2002年全球彩电产销量达到2亿台，产销量位居前列的企业均在亚洲，三星以1300万台列首位，长虹以1100万台居次席。那么可以这样说，长虹过去的辉煌可以给绵阳带来多少幸福，现在的挫败就可能给绵阳带来多少痛苦。长期以来，长虹无疑是绵阳的生产力与市场联系的强力纽带；它遭遇不测，可能大大削弱绵阳与市场的联系。

　　可以想象，长虹之痛，会痛彻绵阳全身。

　　大洋彼岸投来的长长阴影

　　无论长虹是短痛还是长痛，它也通通是绵阳的。绵阳已经逐渐感受到的痛苦，我担心它会与当年美国匹兹堡所经历的类似。

　　1994年，我在匹兹堡采访以提出“有限理性”而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经过那座城市的边上，满盈盈的河水静静地淌，河两边树木繁硕，有一边的树影里是没有一点响声的钢铁和工厂。城里面也如此安静，人少得让人有些害怕。听帮助翻译的李博士讲，这座城市是美国的钢铁之都，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崛起与此。

　　我后来见有人撰文介绍，这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用钢铁打造的。钢的餐桌和椅子，钢灯具，钢镜框，装饰柜子里，钢鱼，钢猫，钢老虎，钢狮子。在匹兹堡，你会看见许多用钢铁雕塑的艺术品，用钢铁构造的整个摩天大楼。有个故事可以见出当地繁荣时的温馨，有个男人的妻子贤慧善良，每天清晨都给老公备好午饭，装进盒子里。有一次却忘了把筷子放进去。怎么办？老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在厂房里为自己打造了四五双钢筷子。从那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妻子忘记放筷子了。然而，由于对这个城市的需求越来越少，妻子和老公都无需在厨房和车间发出任何响动了，这座城市也就逐渐安静如死去。

　　听人讲，东北的好些资源枯竭城市也安静如斯了。2002年我在央视做策划，北大一位研究生在此实习，爱找我聊天。他说他是辽宁抚顺人，家里人好多没工作。那里矿山全没东西可挖了，没活干。我说挺惨。他笑着说没啥，全城都是下岗的，没谁看不起谁，一律平等。

　　资源枯竭是世界许多地方都遭遇过的痛苦。

　　德国鲁尔是煤城，从20世纪60年代起，鲁尔区的煤开采量逐年下降，钢铁生产向欧洲以外的子公司转移，钢铁产量也开始收缩。从此，鲁尔区传统的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走向衰落。80年代问题越来越大，到80年代末期，鲁尔区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美国休斯敦是油城。1901年得克萨斯油田开发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各大石油公司总部迁移至此，在60年代以后石油开采业开始整体下滑。

　　洛林位于法国东北部，是法国历史上以铁矿、煤矿资源丰富而著称的重化工基地，类似于中国现在的辽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因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以及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而衰退。

　　位于法、德、卢森堡和比利时接壤地区的萨尔区，被认为是欧洲老工业区的“腐朽地带”。50年代因煤炭产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再次遭遇类似目前我国东北煤城的困难。

　　前面说到的美国匹兹堡，在20世纪70年代，因资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成为美国衰退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

　　绵阳：中国版匹兹堡？

　　我想，长虹之痛，如果没有让人从中正确记取点什么，那么，绵阳枯竭的并不是它本来就没有的什么自然资源，而可能是它的企业家资源。

　　倪润峰的奇迹，说明他是绵阳的稀缺资源。但后来的事实又说明，只是相对于过去时代的短缺市场，相对于还不够激烈的市场(那个市场可以靠国有企业规模、容易贷款、上市等体制内资源优势，进行价格清剿战)，倪润峰才是稀缺的。这样说，有点残酷，但这却是市场的无情表述。

　　1998年长虹囤积彩管事件，便是倪润峰没有看清地方竞争导致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以为国家严打走私，不会进口彩管，长虹拿出10个亿的6个月的银行承兑，囤积了200万21英寸彩管，以此抑制彩电的产量。但在其他地方企业和政府官员的一致要求下，国家让大批进口彩管蜂拥而至；1999年索尼推出纯平，又进口了大量的纯平彩管。长虹囤积计划落空，同时由于此举误导，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彩电行业出现整体亏损局面，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2001年重回帅位的倪润峰，工作重心放在了精显背投这张王牌上。他甚为自信：“稍加比较你会发现，彩电业又回到了1986年，那是彩电业独生子的时代。”但他显然又低估了发育至此的中国市场的创新能力。国内竞争对手拿出了外国品牌手中的等离子彩电进行差异化竞争，背投优势顿时不再。

　　但是，2001年2月复位的倪润峰，在精显背投并没有给长虹带来多少真正的利润增长情形下，他在信息更不充分的国际市场进行着近乎孤注一掷的冒险。彩电巨量出口美国，让倪润峰在潜在的和现实的对手面前长舒了一口气。但信息和知识很快让他付出巨额代价。2003年，媒体曝出长虹被APEX诈骗的新闻，长虹出口造成巨额应收款难以收回。2004年7月，倪润峰被迫全身而退；12月新总裁公告，一次性计提前任留下的坏账达27亿元之巨。

　　但是，我们不应该蔑视过去的伟大，后悔2001年让倪润峰复出；教训，并不是政府没有及时准确利用对当今市场更有知识和信息的企业家资源。在我看来，教训似乎是绵阳太注意个别的企业家资源。如果寄希望于某个人像倪润峰那样再创奇迹，我以为，那是在当今市场环境下拿绵阳未来的发展掷骰子。

　　故事仅仅属于绵阳？

　　眼光稍稍辽阔些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为什么难得看见把城市命运寄托于个别企业家资源的情形？为什么TCL和春兰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许多？而绵阳政府与长虹之间的那种关系为什么在我国东北和西部却屡见不鲜？

　　我以为，那是在不同条件下的选择不同所致。在我国的两个三角洲地区，它们并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可依赖，它们发展经济需要千千万万的市场英雄。而在国有企业多的东北和西部，尤其是西部，由于空间距离，成本约束影响了市场知识和信息的传输，路径依赖使内地政府更多的是选择了国有企业来尽快地发展当地经济。

　　东北的“不幸”，是难得有国有企业成器(这从东北上市公司大多戴着“特别处理”的帽子可以看出)；绵阳的幸运，是它们遇上了倪润峰。但是它们却把这种体制内的偶然当必然，没有把资源和精力用来发掘更多的企业家资源，而是把整个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企业家的单打独斗上。结果风险终于降临了。

　　事实上，由于这样做，导致它们在绵阳没有更多的企业家资源可选择。结果怕影响稀缺的企业家的情绪，连这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一再拖了下来。

　　2000年6月8日，开始了8个月的病休的倪润峰，也反省认为：“一是从大的来讲，规模高速扩张，基础管理没有跟上。第二是后继产品的加速开发、加速投资迟缓。第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在长虹的改革实施，应该早一点完成。”

　　但是，形势比人强。长虹2000年业绩不如人意，让绵阳政府部门认为还是只有选择倪润峰；让还没在改制思考中沉淀足够的倪润峰，2001年重又披挂上阵。终于，上演了一场悲剧——对倪本人、对长虹、对绵阳来讲，都是如此。

　　我想，现在绵阳需要的不是一个赵勇，而是千千万万个赵勇。因为对一个城市来讲，那样的选择风险太大；再说，稍稍理智地想想，就会发现当今的市场也已经没有了再创“倪润峰奇迹”的条件。

　　我相信，绵阳之痛会治愈，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当地政府的耐心。当年因资源问题而陷入困境的法国洛林，就重新培养和发育资源，它们创建企业创业园，扶持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由国家资助自身非营利的“孵化器”，为新创办的小企业无偿制定起步规划，在初期或成长期为之提供各种服务，如创造厂房、车间、机器、办公室等条件，还配备专家、顾问做具体指导。在洛林地区，经企业创业园培育，转型后10人以下的小企业星罗棋布，占全部企业的91%。今日的洛林已由衰退走向了新生，成为法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地区。

　　其实，倪润峰、长虹、绵阳的故事，应该是当今中国都应该记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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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城市的齿与唇 长虹与绵阳的唇亡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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