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遭遇中年困惑

　　香港正在经历中年转型之困惑。内地通过香港这扇“窗口”看海外风景的必要性已大大下降，内地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务业、物流等中心的兴起，对香港又构成较强竞争。香港经济社会未来面临重重挑战。理性来看，香港经济陷入一场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当年的繁荣盛宴已经结束，香港只能回归现实，寻求稳定发展之道。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这用在内地公众对香港的观感上，十分贴切。回想改革初期，如同清教徒追寻的“美国梦”一样，香港也代表了华人追求富足生活的梦想。虽然香港曾蒙上“文化沙漠”的恶名，但其商业文化起码对内地生活时尚的流变起过重要作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作为内地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窗口”，香港获得了巨大的中介利益，同时也对内地市场体系建设亦功不可没。然而，现在看来，由于背景和文化的相近，内地改革初期引进的多是海外华人带来的资本理念，在双方合作“如鱼得水”的同时，却淡化了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忽视资源、环保和劳动力价值，也是在此时埋下的隐患。正因为此，“港商”作为时髦词汇的时间并未长久，就一度沦为“威尼斯商人”的形象。

　　当然，经济和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并不能掩盖内地公众对“东方明珠”的向往。从1985年英国女王签署归还香港的法案，到1997年正式回归，香港与内地经历了爱国主义与经济互补下的热恋期。1997年的“蜜月”开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的“共患难”，2003年以来内地与香港都迎来新一轮繁荣周期。但与此同时，对于香港经济社会前景的困惑也在增加，这也是基于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内地通过香港这扇“窗口”看海外风景的必要性已大大下降，二是内地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以及金融、服务业、物流等中心的兴起，对香港又构成较强竞争。当然，对内地公众来说，在人们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之后，“距离美”已消失，香港的富足生活与廉价商品也不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因此，面对内地关注度的降低，港人自然也会产生落差感与危机感。

　　制度优势与地缘优势是香港经济腾飞的两大支持因素。一方面，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香港已形成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包括自由贸易、自由流通、金融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等，成为“二战”后与全球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潮流下的另类，因此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价体系中连续14年高居全球经济自由度之首。通过把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原则在小型经济体发挥到极致，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香港后期的发展与内地因素密不可分。香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是我国与西方沟通的唯一通道，国际地位由此奠定。上世纪70年代的“四小龙”阶段，香港制造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涌入。从1978年起，通过全面介入内地产业与资本，香港与内地共享了经济发展成果。1997年之后，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内地对香港依赖程度下降，香港开始面临衰退与转型的痛苦。自由行、QDII、CEPA和H股发行等中央的政策性因素，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信心的最大来源。

　　回想1995年，美国《财富》周刊曾撰文称“香港已死”，但在经历风雨波折后，香港的活力仍然占据了上风，引领香港经济走出一个个困境。当前，香港又面临众多问题的纠缠，如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微妙转变，还有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缺陷、联系汇率制度的尴尬、全面通胀压力的积累等。理性来看，香港经济未来陷入一场持久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当年的繁荣盛宴已经结束，香港只能回归现实，寻求稳定发展之道。

　　人到中年，就不能再年少轻狂，不能再毫无负担地去冒险，而要以中年智慧来适应现实制约，寻求理性生活。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这正是香港面对的中年转型之困惑。由此出发，香港经济社会未来面临的挑战，除了公认的内地贸易唯一“窗口”地位的丧失，还有其他几个方面:

　　一则，香港的制度比较优势对内地的影响有所弱化。客观地说，在改革开放中，海外华人也带来了资本的残酷一面，在面对内地转型社会的弊端时，许多香港人也融入了追求眼前利益的游戏规则，丧失了专业性、公平与法治等原则。长远来看，这恰恰丧失了香港对中国现代化最具意义的另一面，即多年积累的市场效率标准与经济伦理。

　　二则，香港经济结构调整远远落后，自1997年起就在谈产业转型，但迄今为止仍未摆脱靠地产业支撑的局面，经济发展更依赖于第三产业的技术低端部门。除去CEPA等中央政策因素的刺激，香港经济增长缺少知识密集的高端产业，随着东亚经济的趋同，在未来新的竞争中可能丧失基础性优势。

　　三则，金融因素不确定性增加，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例如，在联系汇率下，面对当前全球形势，香港不仅有应对增长与通胀的矛盾，也有处理与人民币和美元关系的困境。再比如，香港虽然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也有众多与此称号不符的地方，如债券市场落后，上市公司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内地等。总的来看，对于香港对内地的互补作用，转口贸易的因素会不断减弱，将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香港能否充分发挥金融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为大陆金融深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服务。

　　四则，香港对中央政策的依赖性增强，而如果香港在经济方面对内地的互补作用弱化，那么基于政治因素继续对香港在资源、公用事业和农产品等方面的支持，就会逐渐遭受内地公众的质疑。这就要求香港人放下架子、摆正心态，更合理地以本地资源为内地公众服务，并且积极主动地发掘和创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模式。

　　或许，财富与激情的绚烂逐渐褪去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包容互动下，一个会回归市民社会的平和的香港，才是真正值得内地公众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