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高质量发展不要人为推高增速

　　刘世锦：高质量发展不要人为推高增速

2018年3月9日，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刘世锦，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今年两会期间，“高质量发展”被委员代表热议。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激发地方政府和企业发挥积极作用？新京报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

　　在他看来，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要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等。

　　高质量发展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刘世锦表示，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有效。长期延续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挡住外来人口的理念与做法，将面临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

　　谈增长

　　“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刘世锦：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谈企业家

　　“应优先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

　　新京报：政府如何激发企业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刘世锦：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转入高质量发展，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一方面，随着与国际技术与产业前沿差距的缩短，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创新以前未曾有过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超过以往。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企业家预期、政企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一旦形势有变或遇到冲击，企业家行为问题就会被推到前台。

　　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政府文件或地方性、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比如，有些地方就曾出现后任不理前账现象。对某些企业家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件重新审理，将有助于提高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的可信度。其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形成“亲”、“清”相容的政商关系，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纠正脱实向虚倾向，使企业家精神聚焦于实体经济、创新驱动，而不是“套利”和寻租。此外，更有长远意义的是，充分理解企业家精神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崇尚、发展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和民族文化，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创新国度。

　　谈挑战

　　“政绩考核可把就业放在优先位置”

　　新京报：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刘世锦：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与阶段性特征、我们所处的历史结构有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相关。

　　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与此相关的是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相应地，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受制于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性矛盾。

　　金融风险形成条件的变化与有效防范。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首先是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的减速，带动产业领域的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进而逐步形成与终端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过好这一关，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谈机制

　　“创新地方竞争机制适应高质量发展”

　　新京报：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

　　刘世锦：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不应该丢，也丢不掉，但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提升。下一步应通过继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廉洁、高效、有创造力的公务人员队伍，有正确激励、可问责、可纠错的运作机制。与此同时，通过第一线的试错纠错，积极探索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管用”办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重新构建地方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GDP挂帅的局限性愈加明显，可转为预测性、结果性指标。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比较。一个办法是设置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组合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指标体系。

　　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也会有重要调整，将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事实上，地方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已经起步，不少有特点、有价值、有全局意义的做法和政策正在浮出水面。比如，部分二线城市开始“抢人大战”，放低门槛，拿出优惠政策，“给钱给房给户口”，吸收高校毕业生到本地就业创业。人才争夺不仅表现在所谓“高端人才”领域，也表现在普通劳动者市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难现象已持续多年，找一个保姆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找一个大学生的难度。可以预见，长期延续的限制城市人口、以户籍和公共服务等挡住外来人口的理念与做法，将面临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将层出不穷，但谁能抓住并利用好这些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优势。

　　采写/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实习生 杨婷

责任编辑：张玉洁 S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