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专车“安全门”

　　网络专车“安全门”

　　作为网络租约车平台，在市场开拓方面的投入远远大于安全方面的付出，尽管合法身份未获确定，市场竞争也较为激烈，但出行安全无小事，平台要解决“安全门”问题，做得还远远不够

　　文 《法人》记者 王映

　　去年春末夏初的时节，以滴滴、Uber为代表的网络租约车平台陷入了各地监管部门查处风暴和传统出租车围攻抗议的尴尬泥沼之中。

　　不过，这个直击传统出租汽车市场“痛点”的行业并没有因此倒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网络租约车平台继续以其高度的市场敏感和技术创新改变着整个租约车市场的格局，其在市场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也慢慢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而在市场倒逼和舆论呼吁之下，监管部门也开始了相关管理办法的研究制定。

　　时至2016年5月，围绕着网络租约车平台的“光明与黑暗”的新闻再次集中冲入了公众眼球。

　　网络租约车曾因信息透明、对称而被认为有着比传统出租车更高的安全性，而5月2日深圳女教师乘坐顺风车遇害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性的再次质疑。

　　在网络租约车安全事故接连曝出的同时，作为全国体量最大的网络租约车平台的滴滴出行，则屡屡传来喜讯：5月13日，滴滴出行正式对外宣布获得了苹果公司10亿美元的战略注资；5月23日，滴滴出行公布其平台专车、快车日成交订单总数在5月20日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大幅超越全球同业。

　　迅速膨胀的市场与频繁曝出的安全隐患，凸显了网络租约车市场的冰火两重天。

　　信息不符情况凸显

　　“你遇到过实际车辆和登记信息不符的情况吗？”对部分人群而言，网络租约车几乎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出行方式选择，而对多数深度用户而言，面对以上问题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当然”。

　　司机、车牌、车辆型号、电话号码，这些是乘客能够通过网络租约车平台获得的信息，这也是其诞生之时被视作更为安全乘车选择的原因。如今，这一信心基础正在被动摇。

　　“外牌车不能获得奖励，所以我们在提交相关证件照片的时候PS一下，把外牌改成京牌，至于什么时候能被查出来，就到时候再看了。”这位开着河北牌照的滴滴快车司机告诉《法人》记者，北京有很多外牌的“快车”或者“专车”，它们在平台上所显示的都是京牌，而所采取的“作弊”方式基本都是在提交审核材料的时候PS一下。

　　滴滴出行曾在年初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无界智库联合发布《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包括滴滴出行在内的智能出行平台上活跃着3亿乘客和1000万司机（车主），注册用户数以月均13%的速度增长。进入2016年，各大平台对车主展开了又一轮大规模招募、扩张和抢夺，在多元业务线配合布局之下，车主数量再次爆发增长。

　　此时，平台是否尽到了足够的管理责任成为关键。

　　“信息服务平台是网络租约车平台的定位，那平台至少要提供一个准确的信息，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则肯定是有责任的。”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飞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信息不符是网络租约车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传统出租车行业则有着更严格有效的前置监管措施。

　　在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对比中，上海三亦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徐康明教授向《法人》记者强调了他的观点：“有观点说现在的出租车也存在这样的安全问题，但这是不公平的。传统出租车有着完整的安全保障机制，但是小概率事件肯定都会发生，而网络专车的问题在于，平台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市场扩展，前期程序缺失，并且有意在忽视、弱化这一方面，并期待不要出事。”

　　前置保护程序需升级

　　此前，网络租约车平台曾面临事故赔付责任不明晰等安全缺陷的讨论，各大平台则纷纷强调了其对乘客与司机的赔付机制。

　　“对于所有的安全事故，平台都有专门的事故处理小组负责跟进和赔付。”滴滴出行公关部总监叶耘告诉《法人》记者，每位滴滴专车、快车的司机和乘客都享受最高120万的平台司乘综合意外险，同时在事故发生后，滴滴还将启动先行垫付制度。

　　叶耘进一步指出，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滴滴不是承运人身份，但出于为司机和乘客提供更多的保障，滴滴愿意在确定责任方无力赔偿的情况下承担百分之百赔付责任，以便让司机和乘客没有后顾之忧。

　　作为知名交通专家，徐康明强调，不同于货运的损失能够依靠事后赔偿进行较好的解决，客运由于其特殊性，必须强调事前的安全保障。“客运的后赔付机制实际上是有漏洞的，如乘客因为事故而产生的重大伤害需要后续长期的治疗，驾驶人员也同样存在隐患。所以，客运事业是需要花钱、花时间来对产生安全隐患的因素进行提前排除。”

　　面对质疑，叶耘对记者表示：“网约车作为新生事物，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司机和车辆的审核又涉及许多政府部门才掌握的资料，滴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逐渐建立一个安全完善的注册审核机制。”

　　据叶耘介绍，目前滴滴通过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对申请注册专车、快车车主的三证（身份证、驾驶证和车辆的行驶证）信息进行验真审核。除此之外，滴滴是唯一一家与国家公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的移动出行公司，对司机背景进行筛查。

　　他同时告诉记者：“我们正在开发人脸识别等智能安全产品，近期将会上线。”

　　针对5月被频频报道的安全事件，滴滴出行专门在用户发单、等待接驾的页面加入了“人车不符”的提醒功能。对于这一功能，叶耘表示“人车不符”过去只是作为众多投诉反馈中的一项，此次功能上线“一方面提醒乘客遇到人车不符的情况时不要上车，同时也提醒乘客及时进行反馈。司机使用非本人账户或非注册车辆接单一旦核实，我们将立即解除合作，清除出平台。”

　　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目前网络租约车平台所采取的前置监管程序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其在法律上所处的“灰色”尴尬地位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国内除了少数合法平台之外，承运量比较大的平台都还是属于非法营运。”在徐康明看来，正是因为平台在非法营运的顾虑之下都采取了后赔付的机制。同时也给前置安全程序的形成带来了两个问题：无法跟公安部门对接，对所有的专车司机人群信息进行一个前置的安全筛选，因为专车平台没有可能把所有人员的名单主动交上去；而在合法化路径没有确定之前，政府部门没有办法主动进行筛选判断。

　　各方共治亟待规范

　　“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加快监管制度的推出。”徐康明并不认为单纯依靠平台自律可以解决目前网络租约车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滴滴每天为用户提供超过1000万次的出行服务，去年全年为中国的城市居民提供了14.3亿次服务，相当于全球第二大移动出行公司成立五年的服务量总和。”叶耘坦言，在庞大的出行量面前，安全是滴滴第一重视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难题，换位思考一下，就会知道有多难。

　　“在企业自律和政府管制两个极端之间进行简单的选择是不理智的。”在吴飞看来，应从现代治理理念进行综合考虑。及时跟进的政府立法、执行有效的行政部门、公平公开的司法裁决是有力的保障，而除此之外，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企业以及消费者本身都是共治的主体。

　　“在立法不明晰的情况下，行业协会需要通过订立规则来发挥作用；消费者协会等社会中间组织针对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应对；企业本身提高自我约束标准，避免滥用市场信任，从长远发展考虑；消费者自身也需要提高意识，比如积极配合对于信息不符车辆的举报。”吴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