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敖祥菲

　　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有着强烈的政府烙印，他们为皇权政治和官僚集团服务而兴盛，但当皇权官僚政府走向衰亡时，商帮们也随之一损俱损。

　　 今天的中国大地，处处有人经商。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核心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成为时代风潮。然而，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商人的地位并非像今天这样显赫。

　　尽管到明清时期，商贸行业繁杂，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但在皇权官僚社会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业仍屈居末位。

　　而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商人们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群体——商帮。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按照地域形成了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这其中，又以晋商、徽商以及广东商帮中的潮商这三大商帮最为著名。

　　三大商帮兴起

　　三大商帮中的徽商与晋商的兴起，都是由于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们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必须另谋他路，从而走上经商道路。

　　徽商发源地古徽州（如今分属皖赣两省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等）地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晋末、宋末、唐末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从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

　　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当地商人最早经营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徽商们外出经商则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其中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

　　晋商最初形成于山西之外。明朝初年，为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类似于现在军区的概念），近百万的军队和30多万匹军马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政府开始实行以粮换盐的开中制，这一制度为后来在“走西口”中成长壮大的晋商打下了根基。

　　明末时期，一些山西商人又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比徽商、晋商稍晚崛起的潮商，则以海洋为通道，以海上贩运方式获利。大约在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由于潮州商人所用之船船头都刷成朱红色，所以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了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的潮州商人又被称为红头船商人。

　　特权、红顶、海商

　　晋商、徽商和潮商因地域、文化和历史原因，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前两者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时期进入全盛，靠的是与明清政府紧密合作，因而也有了以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

　　晋商的发展，得益于与政治力量紧密结合，清朝许多大规模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赞助。例如，1720年清政府征剿西北准噶尔叛乱，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头痛的问题。晋商此时抓住机会，积极随军进剿，代运军粮，获得朝廷的芳心。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据《清史稿》记载，有一名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了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等。

　　与晋商靠政府提携不同，徽商的一大特色是贾与儒密切联结。徽商发源地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据说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

　　在此传统下世代儒化的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不过，尽管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也未能完全游离于官僚体系之外，甚至相互接托。他们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还以重资结纳，以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和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的典型代表人物便是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胡雪岩因捐输及辅佐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朝政府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红珊瑚，赏穿黄马褂，“红顶商人”的称谓也由此得来。

　　潮州商人的血液里则充满了商业细胞，简直为商业而生。乾隆年间，清政府准许商人们前往泰国采购大米，潮商借助这一机会，从南洋运回象牙、珠宝等奇珍异物，几年间便获利丰厚。

　　以海为生的潮州人，一向以爱冒险、个性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他们积极向外拓展版图，背井离乡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长期的风浪造就了他们胆识超人、敢为天下先的气魄；而以精细为精髓的潮州文化，又培育了潮州人商场上的精明与精打细算。

　　楼起楼塌

　　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打上强烈的政府烙印，他们为皇权政治和官僚集团服务而兴盛，但当皇权官僚政府走向衰亡时，商帮们也必然祸及自身。

　　晋商衰败的一大导火索，便源自当时国势式微后对俄茶叶大战的挫败。在中俄交易中，原本大宗交易的茶叶皆为晋商所垄断。但从同治元年（1862年）始，俄国商人也开始贩运茶叶，并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虽然晋商随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北上到俄国经商，清政府也予以支持。但1909年，俄国政府突然违背两国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最终落败。

　　在票号（金融汇兑）生意方面，由于墨守成规，晋商也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时，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晋商中虽然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最终错失发展机遇。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也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煤矿业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受运输条件制约，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与晋商命运类似，徽商的衰落也与清末证券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紧密相关。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加之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如今，人们还能从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晋商遗留的建筑墙垣中感受到全盛时期的晋商文化。此外，遍布全国的会馆也是晋商商业帝国的一个见证。

　　潮商帮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20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如今，内地涌现出的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等，也是新一派潮州商人的代表。

　　而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以及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又逐渐成长为全新的商帮群体，再加上如今互联网时代逐渐成型的“网商”，诸多新商帮的兴起开始见证新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