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海生

　　“既不是真正的神秘主义，也没有拜金主义，是实用主义使得他们满足并局限于如此匮乏的生活。”

　　最近朋友圈里一篇文章疯转，标题是个疑问句：为什么朝阳区盛产仁波切？

　　过去一年间，笔者去过的各种茶道、花道和香道场合中，居士们占了一半以上的名额。他们聚在一起，最频繁的话题就是问候对方身后的“大师”，交流一下“大师”的神迹。

　　有一次去朋友家玩，她神秘地说，他们小区的房价又涨了，因为中介说某位“大师”也在这里买了房。甚至在某国际品牌的产品目录册上，一位“大师”的名字也赫然在目，头衔是总顾问。

　　前几年还是内地“大师”。每次饭局上总能遇到一二位僧人，面带微笑，高深莫测，让你话讲不到一句就不敢继续下去。现在，很多人供起了“上师”，且因为是密修，看不清摸不着，什么都可以往上贴——文艺青年说：在红尘里修行；商业专栏的标题是：创业也是一种修行??

　　网上有很多分析文章，一致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觉得这是他们追逐财富路上心灵空虚的必然结果。甚至有外媒撰文称：“中国需要某种东西来舒缓中产阶级承受的压力，佛教无疑比苯二氮平类药物(一种镇静催眠药)要好。”

　　但是，这其中会不会冤枉了中产阶级？至少就目力所见，大部分中产阶级还在为孩子、房贷、升职这些事缠得焦头烂额，寻找一个心灵的安放地，对他们的确是一件难事。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有更多现实的事务需要面对，“大师”和“上师”们，和他们虚无缥缈的面目一样，离中产阶级也许还有一段距离。

　　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时说：中国文化强调道德立场，放弃了价值判断。映射到大众文化中，一切都可以圆融地解释得通，就和人际关系一样。

　　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阶层变通及整合中，稍不留神就会被排挤出去。这样的生存压力之下，心理上对仁波切有依赖可以理解，但某种程度上，和压力相比，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人脉更吸引人。

　　关于中产阶级的困惑和处境，毛姆的小说在这方面落笔甚多，他的《月亮和六便士》、《刀锋》，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关注中产阶级的精神问题。

　　《刀锋》中的主人公拉里，在印度经历了一番苦乏其身的游历后，放弃了他继承的全部遗产，回到纽约的花花世界开起了出租车。他喜欢印度那种“平静、克制、悲悯、无私和禁欲”，在放弃了欧洲中心主义日益式微的当时，他以放弃的姿态，获得了心灵上的平静。

　　但对于现实层面的中产阶级们，生活是触摸可见的家人、工作，放弃并不是一条主干道。正像拉里在巴黎感受到的，“既不是真正的神秘主义，也没有拜金主义，是实用主义使得他们满足并局限于如此匮乏的生活。”

　　这几年，中产阶级的确有点无所适从，从茶道、香道到现在的马拉松，各种流行的玩意一波接一波。

　　曾经看过有人一边在公园里跑步，一边捻着108颗的佛珠串，把佛珠等同于NIKE的计步器？场面之滑稽，却也戏谑地说明：中国人实在是有种将一切实用化（庸俗化）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是一个伪命题。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现实层面上还自顾不暇，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转型社会的阵痛和困境，而对此，马拉松和仁波切们都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印度三部曲》中，奈保尔写到：对于甘地，印度人把他变成圣雄，变成偶像，以便漠视他的社会观点。

　　而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现实的甘地，能逐一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而仁波切们，更像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