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甲全川八大家 （中）

　　谭洪安

　　 上回说到，光绪五年（1879年），自贡盐商“老八大家”之首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公然挑战四川总督丁宝桢，发动一场看似强弱悬殊的“京控官司”，力图阻止对大盐商不利的川盐官运新政。没想到，以雷厉风行著称的“丁宫保”，居然先输一阵。

　　 由于王朗云长年苦心经营的川籍京官圈子不断鼓噪串联，在朝中人缘不佳的丁宝桢连遭弹劾，最严厉的一项指责是：“川盐改归官运，开销靡费，征收款项牵混，杂款名目繁多，以致商民交困，开支薪水勇粮为数甚巨，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

　　 朝野上下舆论压力巨大，清廷中央一时也搞不清是非真相，为了维稳起见，急急下旨将丁宝桢降四品顶戴（清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官），革职留任。

　　 王三畏不得不畏

　　 不过，中央也清楚丁宝桢以往的政绩和能力，革职而不去任，留了一手，责令他迅速查明争议原委，从实奏来。这丁宝桢是见过风浪、意志刚强的人，一身四品顶戴官服，依然每天正常到总督衙门上班。

　　 他派部属多方搜集证据，回应批评声音，称：自流井、贡井地区的富荣盐场，历来由盐商大户把持，他们自产自运，囤积居奇，涉嫌操纵盐市，垄断经营，且造谣生事，阻挠官运，而“其余厂商千余家，均无异词”。反击矛头自然直指王朗云。

　　 丁宝桢最有力的“武器”，是实行川盐官运一年多来的显著成效：不光消化了因盐路不通畅、盐商不出力积压下来的盐引一万余张（每引可运花盐12000斤），官府增收的盐税厘金杂费更多达100多万两银子（后来川盐官运极盛时，年收税款650万两）。

　　 当时清廷内忧初定，外患未平，一心要办洋务，无奈财政紧张，左支右绌，川盐官运改革增收的大笔盐税，正好解燃眉之急。四川的税款真金白银解押到户部，户部官员也不好意思睁眼说瞎话，于是上奏为丁宝桢说项。

　　 一番周折之后，中央的表态急转弯：丁宝桢官复原职，川盐官运须悉心办理，不得松懈。这下子王朗云发动的“京控官司”先胜后败，他本人也惹上大麻烦了。

　　 王朗云先是雇人打砸水厘局（事在同治二年，即1863年），弄得名声显赫的前任川督骆秉章灰头土脸，又几乎毁掉了一颗政治新星的大好前途，是可忍孰不可忍？丁宝桢乘胜追击，上奏历数王朗云的“劣行”，如“倚恃富豪，欺压乡里”，又“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更兼“私通六部，富甲全川”，简直谋反的心都有了。

　　 因王朗云很早就花钱捐了个候补道，虽是虚衔，也属官员序列，朝廷下旨交吏部调查处理。吏部里掌文印的官员恰好是王朗云的远房亲戚，读书考科举时得到过其资助，见状急忙暗中托人捎密信回川通报消息。王朗云接报大惊，连夜仓皇逃亡，渡过金沙江到云南省偏僻之地暂避，临行时指示亲信向吏部调查及缉捕人员行贿，“悬赏一千即予二千”，又派人到省城成都四处活动，破财消灾。

　　 相传，王三畏堂的人最终是利用丁宝桢爱子暴病去世之机，重金买通丁的爱妾及随从副官，委婉暗示“自流井王家那场官司，株连太大，宫保办事很严，这就是报应，看来清官也不好当”。丁宝桢这才松了手，潜逃在外四年之久的王朗云，得以重返故里，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公案，至此不了了之。

　　 颜晓凡出手不凡

　　 王朗云行事张扬，飞横跋扈，出自王三畏堂，却似谁也不“畏”。与他同辈而小两岁的颜晓凡，身为“老八大家”之一颜桂馨堂堂主，倒也人如堂名，个性要温和许多。

　　 前文说过，颜晓凡曾与王朗云联手捣毁水厘局，以抗议川督骆秉章加收盐税。那会王朗云坐镇一线，指挥调度，人称“小诸葛”的颜晓凡则夜奔省城，幕后活动，可见两人作风之迥异。

　　 据族谱记载，颜家于清雍正年间自广东海丰迁入四川。道光十年（1830年），颜晓凡之父颜昌英在自流井创建桂馨堂，从事盐业。此后父子两代悉心操持，前后30年间（大约1840~1870年），跻身自贡地区盐商“老四大家”之列。颜晓凡16岁起辅佐父亲打理生意，未到30岁即总管家族盐井，独当一面。

　　 王、颜两家虽一度合力对抗官府的盐业政策，但毕竟存在直接利益竞争，彼此关系其实不那么和睦。财势更雄厚的王朗云不太乐意颜氏与自己平起平坐，时有兼并之心，颜晓凡则认为王家不过倚仗祖宗地基优势，坐享其成，算不得真本事。

　　 原来，自流井盐井历来多为“年限井”，亦名“客井”。即盐井开工前主客双方订立契约，客户先付井主“押山银”，每井数百两，井主再以盐井及附属车房、灶房作股，客户则负责全部凿井开发费用。投产后如出盐少，客户须继续投资深凿，否则井主无偿收回；如出盐多，井主按股份比例分红（通常约占1/6）。客户投资回收期只有10年左右，最多20年，到期盐井及附属车房、灶房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交还井主。此所谓“年限井”，类似今日的承包制。总之，井主不出分文现金，也不用承担风险，每年可坐收丰厚回报。

　　 王三畏堂源出自流井、贡井大地主“河东王”一族，颜家则是迁入不到百年的外来户，“年限井”对两家的利弊落差，不言而喻。颜昌英当家时已试图改变此项陋规，颜晓凡秉承父志，将之付诸实施。他首创“子孙井”，公开声称任何人投资颜家盐井，合资者均按其股份永享股权，各家子孙参与经营管理，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子孙井”对外来投资的客户有利，对坐拥大量地基的“河东王”“河西李”自然不利，一开始受到后两家强烈抵制。但是客户纷纷用脚投票，与颜家合资合作，不到王、李两家的地基上打井。这两家没有办法，只好顺应时势。故同治年间（1862~1874年）之后，自贡盐场的“年限井”几乎绝迹，“子孙井”大行其道，吸引了大量川省内外的资金涌入开凿新井。在自贡盐业投资史上，颜晓凡此创新之举，真可谓不同凡响。

　　 李四友四业俱全

　　 细究起来，与“河东王”并称的自贡老牌大地主“河西李”，其实也是移民后代，只不过入川较早、根脉较深而已。

　　 据族谱记载，自贡盐商“老四大家”之一的李四友堂，其入川始祖早在元代中叶的1319年就从河南迁来。他们很快在当地以盐为业，明代200余年间，李氏家族占有的土地和盐井遍及自流井一带。据说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随意加收盐税，时为自贡盐商头面人物的家族领袖李果育，亲身到北京上访，本地灶民为之感激不已。

　　 道光十九年（1839年），李维基等兄弟四人创立李四友堂，他们坐拥祖上留下来可以开凿盐井的大量地皮，经营优势相当明显，又积极引入陕帮资本，到道光末年（1850年），井灶与田产收益，已甚为可观。但真正让李四友堂崛起，跻身“老四大家”之一的机遇，无疑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的“川盐济楚”。

　　 据说，太平军初进湖南、湖北时，四川盐商争相出售在长江中游转运枢纽重庆的存盐，导致盐价大跌。李四友堂驻渝大掌柜，外号“张五麻子”，机警干练，认为有利可图，遂采用“逢低吸纳、人弃我取”策略，全力斥资购盐。后来湖广市场果然因战火蔓延而食盐奇缺，盐价又复暴涨，李四友堂趁机出售，获利不下数倍。资本充实之后，李家投资在自流井、贡井开凿新井多口，且组织盐号，投入运销，又创办运输卤水的大生枧，业务日益做大。

　　 自咸丰元年（1851年）李维基之侄李祥庵接任四友堂总办，到继任总办的祥庵堂弟李德山光绪十六年（1890年）退休为止，前后三十九年间，是李四友堂经营盐业的黄金时代。该堂发展成为井、灶、枧、号俱全的大盐商、大运商，在自贡盐场中，综合实力仅次于“富甲全川”的王三畏堂，位居“老四大家”次席。

　　 自贡盐商“老四大家”中入川最晚、业盐最迟，但也是持续兴盛时间最长的胡慎怡堂，其家族的兴衰故事，跨越晚清民国，颇有承先启后的意味。一切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自流井盐业世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