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无所谓在朝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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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卸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林毅夫回归北大[微博]担任北大国发院的名誉院长，重新做回了一名“教书匠”。因为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唱好，他成为了许多人眼里的“官方经济学家”，政治情商让这位学者受到了不少质疑。
不过，他对此却坦然无比。“我并不追求外面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和现代化，凡是能够推动这方面的事，我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世行归来后，林毅夫更加强调对政府作用的认识，这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少讨论和争议。他一方面温和回应，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从社会经济的现实来形成自己的观点。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他深知西方教材上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我并不是简单地从书里来形成我的认识，我是从社会经济的现实来认识这些问题。每一次碰到问题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形成的观点会更加准确。”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接受新浪财经专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听说在您朗润园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曹全碑》的书法长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林毅夫：那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修朗润园的时候，在天花板上面发现了一些文物，修好了以后就把那些漂亮的文物放在办公室里，当然它的内容我也挺喜欢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喜欢哪一点？
林毅夫：主要讲说我们要治国理政，推动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制度、必须按照规律来办事。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其实外界对您有一些质疑，您给政府提了很多意见，他们觉得您是政府的代言人，说您的政治情商很高，我不知道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
林毅夫：我倒是从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当然都是国家的现代化，在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你看到社会有这些问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必须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在当前的条件之下能做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了政策建议应该是，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可以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对我个人来讲，我一直是抱着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的政府，我觉得非常的幸运，他们也是要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也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也是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当中，因为机率是相融的嘛，包括我们经济学家，思想文化，我想我提出这些政策建议有幸不少变成了国家的政策。
外面的这种评论，因为我并不是去追求外面人到底说我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关心的最重要的还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现代化，凡是能够推动这方面的事，我应该是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有人觉得您是在朝的经济学家，而另一些是在野的经济学家。有人说您比较孤独，会有这种感觉吗？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别人的评价，不是我自己的评价，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是在朝，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我是在野，因为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嘛，解决那些问题，贡献智慧，是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不管你是在朝、在野，就像范仲淹讲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就是追求的，我想无所谓在朝、在野。
当然说我有很多舆论判断，提出的时候经常跟主流的判断不一样，在国内是这样子，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子。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我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当中的怎样能够维持稳定的快速发展，我提出了建议，跟主流舆论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不太一样。我倒是建议他们以后，对当时的资产国际金融危机，它产生的原因，它会持续多长时间，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跟当时主流的看法也不一样。
我在《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里面，有很多详细的这种记载跟论述。但我比较高兴的是说，我的观点提出的时候是说，我的观点提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但是我比较高兴的是，我那些观点逐渐的变成社会上大家共识的认识，然后推动解决问题，好像也大部分都是沿着这个那个方向去走。
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看这个世界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20年前您在《中国的奇迹》里预言中国在2015年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提出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现在已经被证实了。我看到您在这本新书里面也说，经济学家搞研究就像瞎子摸象，您自己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您觉得自己的底气在哪里，您会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吗？
林毅夫：我想主要的底气就是说，我并不是简单的从书里面来形成我的认识，我是从我们社会经济的现实来认识这些问题，因为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它都是对过去的社会经济现象没有产生原因的那种认识，但社会经济学都是不断在变的。
所谓要真正解决我们社会的经济问题，要了解到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什么差异，由于这个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快速在发展的，条件也是不断在变化。
要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看这个世界这种状况之下，你要了解中国的问题，甚至不能根据自己过去形成的理论，每次在认识一个社会经济现象的时候，在《本体与常无》那本书里面我强调一个观点，每一次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式都是像初生的婴儿一样重新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形成的可能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我按照这种方式来认识中国的问题，过去这20多年来似乎比较好的把握中国经济社会的脉动，我的分析在当时算是被认为是少数派，但是后来这些是被证明的，社会发展基本按照我当时的分析在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到最后是跟我提出当中的这种想法是一致的。
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正确的
新浪财经主持人翁晓莹：我看您一直强调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师他们觉得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大问题就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想问一下您对政府作用的看法。
林毅夫：对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因为经济发展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技术不断创新，也必须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么它所在的产业一定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你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你要有市场竞争才能够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而且这个竞争的压力才会让企业家去不断的改进技术、改进管理、改进生产，那么市场当然很重要。
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又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技术不断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也伴随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他失败的成本都是他自己付的，跟其他人讲的时候，这个方向不对。如果他成功了，后面的跟随者就会来了，然后竞争就出现了，他不会有垄断利润。
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给专利，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他成功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可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因为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是在国际的技术跟产业链的内部来做的，所以很难给专利，但是这种对创新者的这种鼓励、这种激励是需要的，这方面当然需要政府来做。
不仅这这样的，如果你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产业升级的时候，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法律环境必须相应的不断的改进，这些都不是一个企业家自己能做的，必须有的是一批企业家共同来做。
但是有时候企业家也不愿意去做，比如说法律改进不能靠企业家，整个金融的制度安排的改进，也不能简单的靠企业家，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必须有政府去协调企业家，或者是有政府自己来提供这些硬件的这种改善，或者是软的制度的完善。所以经济发展本身，一方面需要有市场，第二方面，也需要有有为的政府。
我们过去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有不少干预，我们能够取得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应该讲说，我们政府大部分的干预还是正确的，但是在大部分的干预是正确的状况之下，当然也有改善的空间，更何况我们经济还不断在发展，挑战在不断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必须要去研究，去研究政府应该在什么状况下做什么事情。不能因为说政府过去曾经有一些失误，就把婴儿跟婴儿的水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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