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夕雅

　　今日，若有人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表达倾慕之情，听者恐怕会有些凌乱。

　　4月初，南方高温，多市气温创纪录;北方大部分地区一日入冬，新疆降雪。极端的冷暖天气在同台“唱戏”。

　　其中，乌鲁木齐刷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4月上旬最高气温的最低值;福州34.2℃和杭州33.0℃刷新了当地4月上旬的最高气温极值，重庆还打破了当地4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今年的4月1日也成为重庆1951年以来最早的高温日。

　　多位受访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一现象的确属于气候上的极端事件，但是能否判断成为气候变化的范畴，难下定论。但是大部分的科学家们已经得出结论，气候变化的确正在发生，并对人类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大的变化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反常气候现象的出现。长久以来，稳定的、有规律的气候被打破，这就体现为在时间点上的反常。

　　比如，眼下正在发生的是美国加州干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近日表示，前所未见的旱情促使该州实施强制性限水，此次严重旱情显示“气候变化不是个骗局”。

　　多地干旱正在发生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旱情持续,干旱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旱情之一。

　　为节约水资源,当地能源委员会4月8日出台“史上最严”节流措施,严格要求限制卫生间、厨房、洗手池等出水速度。

　　根据前述节流措施,在加州出售的厨房水龙头出水量由先前的每分钟8.3升减少至6.8升,浴室水龙头每分钟出水量为4.5升,便器出水量每次最高4.8升,而小便池每次出水量仅为0.5升。这项措施将一直实施至2016年。

　　美国赖斯大学气候变化专家罗恩·萨斯教授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员。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的日趋加剧将使干旱的出现越发频繁，可能每10年或15年就会爆发一次。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都经历了重大的旱情。

　　萨斯认为，既然干旱天气会变得越发频繁，那么人们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就应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比如，研发新品种的农作物，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高温天气和缺水环境，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干旱也正发生在我国北方部分地区。

　　根据中国民政部国家减灾办4月10日发布的《2015年一季度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去冬以来，北方冬麦区平均降水量4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近三成，河北、山西、甘肃等省部分冬小麦受旱，造成128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66.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1亿元。截至3月底，河北、山西和甘肃等地仍有作物发生轻度干旱。

　　有长期研究种业的学者向本报记者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要求不论是耕作模式还是农作物的品种都要更加适应这种变化。但目前，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品种和耕作模式均强调高产，导致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耕作模式的标准化。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这实际上为世界粮食安全带来更大的潜在危机。

　　中科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曾撰文指出，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气候灾害异常。未来20年全球气温增高的趋势仍将持续，这将使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更为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复杂难题。

　　一位环保组织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水平和能力都处在起步阶段。这些新的挑战不仅要求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纳入对气候变化因素的考虑，也需要决策层面充分理解这些挑战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潜在影响。

　　极端天气将越发频繁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95%以上的确定性人类活动、化石能源的燃烧和排放已经引起了气候变化。”

　　IPCC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微博]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于1988年，是专门评估与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的国际机构。其评估为各级政府制定与气候相关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是联合国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的基础。

　　IPCC曾发布了全球范围内首次从科学角度检验管控气候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联系的专门报告。报告预计，诸如干旱、洪水、风暴、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将在未来更加频繁地出现。

　　上述报告证实人类活动带来的气候变化正对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强度、范围和时间产生深刻影响。由于温室气体排放的急剧增加，极端降水和炎热天气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将会上升;由于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产生的影响及其危险性正在急剧上升。即便在发达国家，现有的措施仍不足以应对数量上越发频繁、程度上越发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

　　创绿中心也向《第一财经日报》回应称，很多科学研究报告表明，近些年，气候变化影响下极端气象事件的频度和烈度均在增强。世界气象组织、日本气象厅和美国研究均证实2014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同时另一份研究发现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远超预期，加剧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如《科学》杂志此前的警告，人类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土地使用和生物化学地球循环四方面“越界”，将地球陷入“危险境地”。

　　也有受访学者向记者表示，是不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增加了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尽管仍有争议，但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与过去相比，极端天气的发生会对经济、能源造成更大的破坏力，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极端气候对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已经迫在眉睫。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节能减排;二是适应，适应已经发生的变化。”吴昌华表示，对于中国而言，要提高能效，控制化石能源的燃烧，发展替代能源，寻找既要经济发展又要减排的新路。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草案仍在制定中

　　“《应对气候变化法》草案的制订仍在紧锣密鼓进行，尚未定稿。”参与了草案起草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曹明德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这将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出台的首部正式法律。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研究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相关法律草案，为此，发改委组织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和具体的起草小组。

　　在不少学者看来，出台专门法律应对气候变化是势在必行。

　　早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秦大河就曾建议，研究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气候变化法》。

　　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张庆伟等31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制定气候变化应对法。

　　2012年3月18日，中国社科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社科院建议稿)在网上征求意见，这是中国专门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第一个系统的法律建议文本。

　　在谈及立法必要性时，曹明德表示，立法的前提是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并将对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基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关联性得出结论，要规制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从国际上，中国是目前年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国内看，环境污染和能源安全和供给需要立法。目前中国是全球能源第一消费大国，2013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占到全球的22.4%，能源对外依存度又很高。因此，就国内需求看也需要改变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际上，在国内，围绕气候变化立法也已经有不少试点城市和成文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发改委出台了相关规章;而且在全国确定了多个省区和城市低碳试点，这些试点为立法铺垫了基础，试点地区也多颁布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和规章。”曹明德告诉记者，“草案的起草，立足于中国的情况，兼顾国际经验。因此，起草组对西欧、北欧、北美、亚洲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立法情况都做了广泛的调研。”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已有诸多实践。

　　英国2008年出台了《气候变化法》，规定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框架。确定英国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确定碳预算制度、报告制度及碳排放交易制度，规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创设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

　　欧盟成员国如德国、法国、西班牙主要通过分散立法的途径应对气候变法问题：一方面执行欧盟指令，另一方面也有本国立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从亚洲国家看，日本在1998年就颁布了《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并已经进行了多次修改。但学者分析，这部法律各项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只是一种政策性的宣示，并没有涉及气候变化之减缓与适应等具体措施，只是在宏观上确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政策。

　　在立法问题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向《第一财经日报》谈到：法律制定过程中，应该将理论的先导性与实际的可操作性结合起来;主要内容至少应该涵盖经济生产方式转型、能源结构调整;明确当前应对环境变化的各项任务，明确法律分工。同时，如果制定原则性法律，则还要尽快考虑法律配套问题，尽快制定出台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