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头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

　　巍巍长安，以其繁荣在海内外声名远播，引来了众多“胡商”，城内常年居住着大量侨民。这些“外商”在城中从事200多种不同行业，开的店铺有好几千家。所谓“长安百万家”，这已经是令人惊叹了，再加上往来商旅川流不息，更使长安成了世界头号贸易中心，周边国家人人向往之。后来经济越来越发达，“市”和“坊”的界限也就逐渐被突破，小区里也可以开店了，城市周边甚至出现了自发形成的“草市”。

　　交易时间上也不大听官府的了。现在的人很少知道，初唐时政府曾实行过严格的“夜禁”制度，小区的“坊门”日暮而闭，凌晨五更才开启。晚上任何人出来活动，都是“犯夜”，抓住了要挨20下鞭子。可是经济发达，老百姓过夜生活就禁不住了，扬州和汴州都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夜市，可谓“昼夜喧呼，灯火不灭”。

　　唐代的经济繁荣，不仅从发达城市向边缘地区辐射，同时也向周边国家辐射，跟咱们现在的情况很相似。当时从中原到高丽、西域、南海、天竺(古印度)等地，共有七条贸易通道，与远在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有贸易往来。水上交通运输也极为壮观。《旧唐书》记载：三江五湖，千帆万船，都是商人在奔走。因为造船业发达，到后来，主要外贸通道也渐渐从西北陆路转移到了东南沿海。

　　这种经济上空前繁盛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唐朝从贞观之治起有了百多年的太平日子。

　　日子一太平，农民能安心种田，创造出了世界一流水平的育秧和水利技术，老天爷只要稍微照顾一下，就是一派“稻米流脂粟米白”的丰收景象。农业的发达，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有人在创造财富，有人在使财富流动、繁殖，这就是和谐。所以古人往往是说“太平盛世”，不太平，哪有盛世？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发现：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商人的活动大多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经常进行过分的限制。原因何在？专家们没给出过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商朝被周朝灭掉后，很多商朝遗民做起了生意，牵着牛车走四方。据说，中国古代做买卖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最早是由殷商遗民组成的。周朝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本能的警惕，这种怀疑心后来就变成了思维定势。二是，自从儒学成了意识形态老祖宗之后，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潜移默化影响到了历代统治者。这两条文化传承汇集起来，就使得统治者始终有偏见，认为一门心思钻钱眼儿的商人是异类，有点来路不正的意思。

　　可是，商人的活动能量实在太大了，他们借助经济手段，不断向社会生活渗透。而且每拓展一步，都是以“犯禁”的形式出现的。商人的思维、商业的概念，在几千年中一点点地往正统观念里面挤。就拿“市”这个概念来说，起先它就是市场的意思，与“街”相对应。古汉语里的“市井”、“市肆(店铺)”、“互市(交易)”、“闹市”、“市声”，无一不是指市场，且有世俗之意。

　　到了近代，“市”不知怎么扩大了外延，跟“城”是一个意思了。民国以后，取消了“州”、“府”、“道”之类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把大型城市叫做“市”，这实际上就是商人在文化上的一大胜利。

　　老百姓闹不清“开元通宝”怎么念

　　咱们还是来说大唐的货币。

　　大唐一开国，就有长治久安的气象，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登基四年后，就下令进行币制改革。钱，是国家经济秩序的象征，币制乱七八糟、币值暴涨暴跌的，还有什么国家权威？从他开始，彻底结束了五铢钱流通700年的历史。

　　他铸的是一种新钱，钱文是“开元通宝”。这个创新体制的“开元通宝”，值得说的实在太多。

　　首先说这“开元”是什么意思。这是指从唐高祖开始，要扫荡以往币制的积弊，开辟新纪元。那么“通宝”呢，就是新钱的名称，与“五铢”有别。通，是指流通；宝，就是“宝贝”，钱的意思。

　　这本没有任何异议。可是大唐的财政部——户部，在镌刻模具的钱文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无论五铢还是几铢，钱文都只有两个字，一左一右，读起来不会有问题。个别特殊的，还有一上一下的，叫直读，也不会有问题。而“开元通宝”是四个字，这就有潜在的麻烦了。他们按照古汉语的书写习惯，在排列上是“开元”从上至下读，“通宝”从右至左读。这个顺序太复杂了。老百姓没那么有学问，拿到新钱，都顺时针来读(旋读)，于是就读成了“开通元宝”。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老百姓这一错，就错出了道理。从此人人都把这新钱叫做“元宝”。到了后来，皇家也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后来史思明发动叛乱，在占领区铸新钱，钱文干脆就是“某某元宝”。唐代宗时也铸过“大历元宝”，此后到宋、到清，都有各种“元宝”钱。从政府到民间，对这个概念都认可了。至于后世把金锭、银锭叫做“金元宝”、“银元宝”，也都是从这儿衍变出来的。所以说，元宝这个词，是群众误打误撞发明出来的。

　　百姓是百姓，咱们在这儿还得按照标准叫法，接着说这个通宝钱。唐高祖李渊创立的这个通宝钱，是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在开元通宝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基本都用年号作为钱文标志，通称为年号钱。

　　“开元”虽然不是李渊的年号，但金融学界都公认它是年号钱系列的开端。虽然说在南北朝的成汉国，就有过一种叫“汉兴钱”的五铢钱，才是最早的年号钱；但那只是个偶然现象，而且流通的时间很短，没有形成影响。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取消钱文上的重量标注，而代以“通宝”二字呢？

　　这是因为，在过去标注了重量的钱，经常会减重，钱名与实际币重有时差了十万八千里，影响不太好。政府发行的铜钱，币值大于实际重量，这就是造假。可是政府造假也是不得已啊。现在采用“通宝”来命名，就可以掩盖这个矛盾。减重不减重的，你老百姓今后就不要再嘀嘀咕咕了。再一个原因是，铜钱到了这时候，与称量货币已脱钩。它的流通职能大大加强，而它本身的实物价值已微不足道，基本成了一个抽象的交易媒介物。

　　唐朝的这个通宝钱，形制与五铢钱一样，也是外圆内方。钱肉极好，有很宽的外廓边，非常大气。直径为2.4厘米，币材是铜、锡、铅合金，一枚大概重4克。当时政府立了法，一枚开元通宝重量为2.4铢，十文钱恰好重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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