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安排下任务，就只有干啦。我们在东门一个两层楼的破房子办公，后面是厨房前面是办公室。我虽然是副局长，同时也是采购员，当时工程队包工不包料，调来两个地方工程队的钢材、水泥、红砖甚至连沙石都要我们供应。我还要到工地监工，有时候还要当搬运工。不过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工人不够发动大家干，也都得到大力支持，工程进度较快。

　　当时最难的是钱，2万平方米啊！深圳地方财政很困难，一年只有三千万左右，计委主任江兆新对我说，只能给你五十万。我说这么少怎么行？起码要两百万。他说你先拿着吧。

　　有一次我跟香港朋友诉苦，说建房子没有钱。香港朋友就说，你这个局长是端着金饭碗在要饭，为什么不像香港把土地变成黄金。我说：不行啦，法律规定不允许，宪法明文规定不能侵占、出租、买卖土地等，卖地是犯法的事。

　　但建房的要求的确很迫切，有一次，我和张勋甫去考察居民住房，有的婚后孩子都快上学了还是无房户，有一个小房子里住了三代人，厨房就在走廊上，更惨的是，楼下有条臭水沟，被称做“深圳龙须沟”―――臭沟两边搭着房子。当时我就想，如果像香港一样可以把土地变成钱，深圳这么多地，不是财源滚滚来，那不知道可以建多少房子？

　　当时省委领导叫我们要走政策边缘，我们就想了一个变通的法子，叫补偿贸易――我们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房，利润双方分成。这毕竟这是违反宪法的，为了找到一些依据，我还专门找了“祖师爷”列宁，在《列宁选集》“住宅问题”一节中，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论说道：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我把这个想法给市委书记张勋甫汇报时，他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首次与港商合作房子还在图纸上，港商就得到了建房的全部资金，我那时才恍然大悟他们为什么愿意给我们85%的分成允许和港商合作的消息传开去后，首先接触的港商叫刘天就，他也是开着推土机坐单车第一个来深圳投资的人。双方一拍即合，他让我们先草拟个合同，他派两个工程师过来谈。当时我们没敢说房地产，拟了两页多纸的“补偿贸易”，由我们找工程队施工，他在香港卖，分成开始定三七开。但我事前了解过，在香港只要有地，银行就给贷款，等于只要付清地价，建筑费用银行在出，因而地价成本占香港房地产总投资的七成。于是我就试探他：三七开不行，要干就85：15，我们拿85%，你拿15%，没想到他也很爽快：行！

　　说干就干，1980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合同。1月8日，深圳成立了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由我兼任经理，干部职工五个人，注册资本是四部旧单车，这还是我们在开发大头岭时，在竹园里找到的。

　　深圳市本来答应给四万元的开办费，但因为财政很困难，房管局也没钱，后来还是港商借了四万港币作为开办费，办公地点就是一个平房，摆了几张桌子，财务、出纳，两个技术员，后来又来一人做秘书。

　　与港商合作建房就由这个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在春节期间，图纸拿出来，手续也很简单，合同拿到外事办去审，由规划局划地，报上去一两天就批下来，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住宅区的设计图纸刚出来，还没有动工，但刘天就已经开始在香港卖房，均价2730元/平方米，还不到香港楼价的一半，还由深圳方面承诺，一次性付款，优惠9.5折，同时提供购房入户，每家大约配备3个户口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