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对冲基金，SWF更是市场稳定力量

　　就SWF的监管以及相关话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埃德温·杜鲁门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布拉德·赛特瑟尔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杜鲁门曾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并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三个经济学家之一，在美联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赛特瑟尔则是一位国际事务与地缘经济学家，近年在各国央行政策、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国家主权基金研究方面崭露头角，他曾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办公室任职。两位学者都曾在美国国会关于主权基金主题听证会上发表证词。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首先的疑问是，为什么SWF的话题在2007年突然热了起来，2007年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国际上想起来要为SWF立一个规矩？

　　杜鲁门：这是在全球化时代，跨国投资行为更为频繁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规模上，主权基金在几年前尤其是2005年开始有了飞速的增长，从那时起这个话题便开始浮出水面。2007年中国成立了中国投资公司（CIC），但哪怕没有CIC，关于主权基金话题的讨论仍然会有。主权基金2007年对美国金融领域的投资，可能也助燃了关于主权基金讨论的热烈程度。

　　赛特瑟尔：我想这个问题有4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经济放缓，美联储降息，私人投资者对于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小了，而在国际上外汇储备增加的背景下，各外汇持有国开始考虑进行多元投资。第二，石油价格飞升给石油出口国带来了财富增长，要知道每桶石油上涨10美元，带来的就是1500亿美元的财富增加。第三，主权基金开始大手笔投资，比如对美国的金融公司进行投资，主权基金们认为看到了机会。第四，一些原本没有的国家新成立主权基金，比如中国、俄罗斯、沙特等国，每个都有巨大的潜在规模。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主权基金的规则而言，哪些方面的标准是重要的？杜鲁门先生还提出过一个主权基金“评分表”框架。

　　杜鲁门：事实上，主权基金的责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对于拥有主权基金国家的公民，是否对自己国民最有利，需要理顺。另外就是透明性，这个对内对外都很重要。这不只是主权基金投资目的国的问题，接受国只是问题的一面。

　　我在美国国会作证词时，便把这一点被放在了第一位。很多证据表明这个方面也是主权基金们做得最糟的。

　　就中国来说，CIC或者之前的中央汇金公司都就上述问题作出过声明，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系统的文件，许多问题表述并不清楚，至少我感觉有些“困惑”。

　　反过来对于投资接受国，当上述信息不清楚的时候，金融市场参与者就会担心。比如主权基金是否会抛售美元资产买入欧元资产，还是大量买入股权，这些决策都会对市场影响巨大。金融市场可不喜欢不确定的东西，这个对市场是有破坏作用的。金融市场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政府有责任减少这种不必要的不确定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应该怎么解读美国财政部与阿布扎比和新加坡刚达成的协议？

　　杜鲁门：美国财政部与新加坡和阿部扎比的联合声明，是对IMF将要牵头进行的出台有关主权基金更多标准章程的支持。美国财政部的角色是鼓励这一进程，使其向有利于主权基金国家以及美国的利益方向发展。也就是我所说的，让主权基金可以更放心地进行投资。

　　一般说，接受国需尽的义务就是保证现有的市场开放，至少对那些工业化国家，他们目前是开放的，尽管有一些有针对在敏感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程序，一些需要批准，但多是有章可循的。

　　赛特瑟尔：美国财政部是在推进IMF的努力，看起来这次是让两个比较大的和透明性比较差的主权基金作出了承诺，同意参与这个过程。

　　我认为该协议里的第二条原则，也就是和透明性有关的原则是关键，条款表明了更多的披露可以帮助减少对于主权基金投资活动的疑虑。（结果）最终要看这两个主权基金如何阐释声明条款，以及最终落到IMF牵头出台的行动准则是怎样的。

　　接受国总体来看没有一般性的义务，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困难的部分是界定哪些算是国家安全所需的合理的限制，以及决定如何评价某个国家主权基金投资者是纯粹出于商业考虑行动的。

　　《第一财经日报》：从多边协议的角度来看，哪家国际机构来定SWF的规矩比较合适？

　　杜鲁门：可以是IMF，他们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经验。但这是个各国自愿参与的行为，IMF牵头而已。至于制定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人得来主持这个讨论小组，达成一致，订立标准；第二阶段，要监督各个国家是否诚实守信遵守这一行为准则。

　　中国是个大国，外汇储备也比别国规模大，就像大象很难悄悄走过丛林不发出响动，中国国家基金的投资势必引起大家关注，对中国最有利的是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

　　赛特瑟尔：目前各国都有出于国家安全（规范SWF投资行为）的法规。谈到一套统一行为规范，应该是SWF们自愿达成协议的自我规范，而非接受国的直接限制。在这个方面，主要是自律，谈不上有国际“监管者”。IMF有一定优势可以牵头组织SWF们坐到一起，达成协议，但它不是监管者。

　　即便出台一套行为准则，SWF们也遵循了，这也仅是影响各接受国衡量某SWF进行投资可行性的标准之一，其他接受国的考量标准还包括该主权基金的名声，被投资公司的性质以及主权基金国与投资接受国的政治关系等。

　　《第一财经日报》：就作为市场的稳定力量以及监管方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很多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对对冲基金仍然心有余悸，另外国际上一直在推动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但美国并不主张这样。

　　杜鲁门：首先主权基金很难一概而论，它们投资策略不同，有些消极管理有些积极管理，有些投资房地产有些投资股票，对于市场是否是积极力量取决于你怎么看。就对冲基金而言，为主权基金辩护的人认为SWF更为稳定可靠，但问题是主权基金自己也投资对冲基金，所以说他们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

　　我个人认为对冲基金需要更多信息披露。我认为它们应该被放到和主权基金一样或者相似的监管标准之下。

　　赛特瑟尔：相比对冲基金，国家主权基金更倾向于是一种稳定市场的力量。对冲基金使用高杠杆，容易受市场风向影响，国家主权基金一般很少使用杠杆。历史上，主权基金因为更担心公布损失，尤其是做了那些超越投资委托权限的投资，需要承担政治风险，所以更为谨慎。目前陷入麻烦的美国银行们吸引主权基金的资本，结果对于市场也是起到一些稳定作用的。

　　对冲基金需要对自己的投资者负责，它们也进行一些信息披露，很难和主权基金直接比较，但应该说对冲基金在公共领域披露的信息比阿布扎比这样的主权基金要多些。其实目前金融市场监管者不但面临对冲基金的监管问题，还有那些对于使用高杠杆承担高风险带来系统危险的银行们的监管。

　　《第一财经日报》：在目前美元下跌的背景下，主权基金们持有的美元资产应该怎么做？多元化的投资是否明智？

　　杜鲁门：我一般是不给投资建议的。但是我认为美元在目前这一周期已经接近兑欧元的低谷。当然日元和许多新兴国国比是另外一回事。我倒不怎么担心储备多元化问题，我担心的是在这一领域需要有更多信息披露的问题。

　　赛特瑟尔：最新的美国国债数据表明，海外外汇储备投资似乎有一些将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政府债券和少量公司债券、股权）多元化的趋向，虽然随着这些国家基金的规模飞速扩大，总体购买规模仍在上升，但是相对比例在减小。也有一种可能是它们更多依靠外部基金管理人代为投资。

　　具体关于资产多元化，目前也许买入欧元资产有些晚。另外据我观察，更多的主权基金们持有新兴国家货币资产，尤其是海湾国家持有亚洲国家资产。

　　对于新兴经济体，我认为应该更多考虑减小储备与主权基金资产增加的问题。只要他们一天继续建立大量的外部资产，他们遭受损失的风险就越大，因为基本上，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甚至G10国家货币在长期看来都会升值，对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了，这时候持有外部资产是有损失压力的。

　　《第一财经日报》：展望将来，5-10年后主权基金的发展会怎样？

　　杜鲁门：它们会继续扩大，有更多国家拥有，总体规模大约在2015年至少会达到12万亿美元，大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肯定会更多元化。

　　赛特瑟尔：5到10年后，我们基本已经可以预计谁是最大的主权基金，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应在其中。对外汇储备进行重新划分的日本也有可能。

　　主权基金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也许不是单一的，但总的来说会有更多资金从债券投资转向股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