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高烧不退 珠三角工人缺口数超过100万

　　

从2003年开始至今，困扰东南沿海的“民工荒”未见收势。

　　在福州市近日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近6万个农民工岗位乏人问津；泉州市缺工达到16万之巨，很多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地区工人缺口数更是超过100万。

　　有关专家认为，积重成疴的劳资矛盾和悄然出现的供需变化是“民工荒”日趋激烈的重要原因，“民工荒”正向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出警告。

　　“民工荒”高烧不退

　　不久前，福州市举行的一场大型农民工招聘会上，约有200多家企业提供了约5.6万个工作岗位，可出人意料的是，现场却见不到几个农民工，大量需要农民工的岗位乏人问津。

　　一家来自闽侯荆溪的食品厂的吴姓招聘者告诉记者，“我们厂要招的都是普通女工，年龄在20岁到40岁，文凭不限，正常工作每月有800元收入，可就是招不到人”。

　　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统计，该省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呈现明显求大于供的趋势，全省平均求人倍率(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为1.34，其中民营企业集中的泉州市缺工最严重，求人倍率高达2.75。

　　“民工荒”寒流并不限福建一隅。据广东方面统计，珠三角企业用工形式更为严峻，仅深圳的缺口就在30万人以上，其中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物流配送业、加工业等严重缺工。

　　“民工荒”的背后：劳资矛盾与供需变化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全国25个省48个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仍有75%的人表示将继续外出打工，打算外出务工人员月工资平均预期为1100多元。

　　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福建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月正常收入只有600元左右，平均工资约为城镇在岗职工的42%，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难超千元。福建省中小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多采用计件工资的工资形式，职工在8小时以内根本完不成工作量，只得靠加班来获取应有的报酬。

　　除了在工资和相关待遇方面的劳资矛盾外，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曲线变化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2004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表明，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资本和技术的贡献率低，使得劳动力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培训在今后越来越重要，同时促使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对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小企业来说，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元柱说。

　　马元柱认为，出现招工难的企业必须正视劳务工紧缺背后的经济信号——现在已经到了进行产业升级的“节骨眼”。这些企业必须放弃过去的“人海战术”，反思如何通过关爱劳工来提升生产效率，并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

　　“民工荒”对中国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影响

　　有关专家认为，劳动力短缺将提高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一些利润空间比较大的企业会直接涨工资来吸引农民工；一些企业会用机器代替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减少用工数量；一些企业会采取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做强，以扩大规模来弥补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损失。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对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沿海地区的产业向自主

知识产权的方向发展。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引起外资进行战略投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将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也可能将投资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去，如越南等，甚至国内的一些厂商也会这样做。

　　马元柱说，这两种前景都不是什么坏事。吸引资本转向中西部地区正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是一件好事，而一些低端加工业流向国外，迟早是要发生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屡屡被“反倾销”，已对中国长期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警告。一个国家拥有某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会是永恒的，“民工荒”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本报记者：王建华 梅永存 涂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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