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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大讲堂上谈商业社会中的人文修养
李欧梵：在大雅与大俗之间
李欧梵绝对是个奇人。身为资深哈佛教授，说起西方理论如数家珍，却不追求自成一家，甘做“狐狸式的学者”。他酷爱古典音乐，又是周星驰的影迷。他的学术书籍经常能成
为畅销书，还敢把自己跟妻子火辣辣的情书公之于众。你可以喜欢他、崇拜他，也可以撇撇嘴表示不屑，但你就是很难对他视而不见。近日，李欧梵应市民文化大讲堂之约来到深圳，记者在物质生活书吧对他进行了专访。
“物欲大潮袭来，我用太极手法把它化掉”
记者：这次市民文化大讲堂，您要讲《商业社会中的人文修养》，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李欧梵（笑）：其实这是命题作文，组委会给了几个题，我选了这个。香港也是典型的商业社会，我是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商业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消费，如果你不挣扎着做一个人，可能你自己都会被物化。我曾经开玩笑说，没准将来香港的大学教授都不发工资了，每个学生发一张礼券，喜欢上谁的课就给谁一张，老师拿这些礼券去换钱。如果真是这样，那老师跟舞女都没什么区别了。
记者：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啊，为什么要“挣扎着做人”呢？
李欧梵：有人说现在亚洲是靶子经济，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就像打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其实这些在韦伯的理论里早都有了，但韦伯的结论是很悲观的，他认为这种生活没有“魔力”，没有神秘感，不幸福。
记者：整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很多人也是身不由己的。
李欧梵：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每个人都应该对这种物化的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想办法打破生活的压迫，找到自己的人文空间。我提倡人每天至少面壁5分钟，让自己静下来。我自己是每天听一个小时以上的古典音乐，然后读书。
我也不想提倡什么完美的道德，我不跟生活对抗，因为对抗也没用。物欲的大潮席卷过来，我顺应它，然后用太极的手法把它化掉。
“深圳是个有刺激性的地方”
记者：很多人在深圳生活都感觉很孤独，觉得深圳不如内地那么有人情味。
李欧梵：深圳跟美国比算很好了，我在美国几十年，都没有交到几个好朋友。美国对男女社交是很看重的，但是知心朋友就很难找。缺少乡土感也是现代都市的一种共性，比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完全都是新的。
记者：当年你提出上海和香港是“双城记”，而且特别喜欢上海那种“历史的阴影”。对于深圳这样的新城市，您是不是不太欣赏呢？
李欧梵：不会呀，我很喜欢深圳，因为深圳是个有刺激性的地方。从国内来说它是最先进、最西化的城市，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它又处在比较初步的阶段，这就有一个矛盾。而且深圳移民很多，那么多精英在此聚集，这是美国西部城市都没有的。不过深圳的外国移民还比较少，不像香港那么国际化。
“鲁迅和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感觉很相似”
记者：我感觉您在搞研究时，还是用西方的东西观照中国比较多。
李欧梵：没错，我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一是关注现代性，二是广义的人文主义，这都是些洋玩意。因为我的教育背景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些方法现在仍然适用。
记者：您经常把鲁迅和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可是差得太远了。
李欧梵：他们的政治观念当然不一样，但他们对现代性的感觉是很相似的。比如鲁迅说“我将徘徊于无地”，这种虚无、荒诞的感觉是非常现代的。张爱玲对时间的压迫性非常敏感，比如她说“出名要趁早”。在这方面，他们是相通的。
记者：您曾对新感觉派给予很高的评价，是不是也基于这个角度？
李欧梵：新感觉派在写都市小说方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像穆时英的巡回式句法、密集的意向，一路写下去没有句点，这些在后来的先锋小说里都重演了。我是搞历史出身的，我最关心的不是文学性，而是现代性，是文学的文化部分。
记者：有人说当代文学的成就已经超越现代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李欧梵：我不赞成现代、当代这种划分，说“20世纪中国文学”还比较合理。古人一比较就是几百年，比如唐诗宋词，现在是十年十年地比，比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再往后可能是一年一年地比了。对于未来我其实挺悲观的，我怀疑20年后可能都没人读书了。连我现在晚上都不看书，改看电影了，这在以前是很难想像的。
“人文修养不一定都是阳春白雪”记者：据我所知，您还是周星驰的影迷，曾经跟他对谈过两次，特别轰动。很多人说他的片子
恶俗，您跟他对谈不觉得“掉价”吗？
李欧梵：不会，那两次对谈都说得很好，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了。周星驰演的人物都是很聪明，说话特别快，这跟很多香港人不善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原来就很喜欢周星驰的电影，跟他聊过以后就更喜欢他这个人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的，穿得也很朴素，而且非常敬业，对电影非常执着。
记者：您还是一个古典音乐迷，好像大雅和大俗您都喜欢。
李欧梵：刚才说到理想，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我的1000张唱片变成2000张（笑）。其实说到人文修养，不一定都是阳春白雪的，看周星驰都算。其实看什么不是最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看。
“我跟梁实秋有点像，
但我比他好玩”
记者：您经常以“狐狸教授”自居，表示出一种边缘立场和姿态。但实际上，您也总是要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不可能完全“无所树立”。
李欧梵：我当然也有虚荣心，虚荣心一冒头，我就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我有时候故意把话讲得不那么有条理，因为我觉得太有条理就是一种虚伪。对有些日常的东西我很坚持，大的问题反而能容忍。我不用手机，在家也是有名的不接电话，一般都是我太太接的。我66岁了，不想给别人占去太多时间。而且我和太太是晚婚，我们是一天当十天来过的。
记者：我感觉您跟梁实秋教授有些相似的地方，都是很幽默、浪漫的文人，而且“黄昏恋”的情书写得比小伙子还热烈。
李欧梵：论学问和才气我肯定比不上他，不过我比他好玩，我会玩的东西也比他多。像音乐啊、电影啊，他肯定比不过我。我觉得文人学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得有情趣，像梁实秋、林语堂都是很懂生活艺术的，郁达夫也是。
记者：您现在主要在忙什么？
李欧梵：重读经典。比如大学时代看卡夫卡和加缪，那时就是赶时髦，哪里看得懂！现在懂了很多，那种快乐是无法言传的。我这个人也很懒散，过一两年可能就不教书了，彻底退休了，这两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还要出我14本书。
李欧梵简介：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197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及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随笔集《狐狸洞话语》、《世纪末的沉思》等。
作者:记者张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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