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很多纺织企业而言，5月18日是寒意料峭的一天。

    当天，美国宣布对中国四类纺织品设限；同一天，欧盟宣布对中国两类纺织品实行“紧急特保”。而且，18日的行动距离美国上一次设限，间隔仅为5天，欧盟针对中国9类纺织品的特保调查也仍在继续——欧美迫不及待的特保措施令中国纺织业在去年得偿取消配额之愿后，又感到一丝寒意。

    然而，欧美人缺乏关注的是，在他们单边设限时，中国纺织业自身已出现波折。他们更忽视了国务院也一直在研究主动提高中国纺织品出口关税等努力。

    两天后的5月20日，财政部即发布公告，“国务院决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纺织品出口关税进行调整”。

    同一天，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孙淮滨20日在北京说，中国企业为建立全球纺织品贸易新秩序做出了“牺牲”。

    孙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了建立纺织品贸易新秩序，缓解贸易摩擦，中国做出了让步，我们作为协会，能够理解政府做出的努力，但是，从协会来说，我们的企业是做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的。”他指出，出口关税的调整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净增加，从而进一步带来企业利润的减少，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的亏损，纺织工人的失业。

    而根据记者的调查，此时在中国纺织重镇绍兴，纺织企业已有25%的生产线停工，行业性亏损早已是屡见不鲜——期待平稳过渡的中国纺织企业正被“硬着陆”的阴霾笼罩。

    超同之死

    危机并非自今日开始，早在半年前，期待在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中分一杯羹的吴李明就已栽倒。

    吴李明任董事长的浙江超同集团本是纺织行业常青树。在其网站上，超同这样介绍自己：“2003年列全国化纤行业销售收入第17位。连续15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超同’牌商标评为省著名商标”。

    据悉，2003年超同销售额为16个亿。2004年上半年，瞄准贸易自由化的吴李明发出豪言，“2007年要实现销售50亿元、利税2亿元。”

    为此，超同规划投资一个6.5亿元工业园区。可在完成投资2亿元的一期后，工程突然归于沉寂。

    2005年3月中旬，当记者来到海盐县百步镇时，这家一直是当地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冷冷清清。吴李明的手机号码已更换，厂门口则贴了一则查封资产的法院公告。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4年11月24日，超同最后一条生产线就已停工，2000多职工只能另谋高就，超同集团轰然倒闭。

    超同在纺织业小有名气，很多纺织企业老板对此事多有耳闻，其中一位告诉记者，超同之死根源还是行业过度竞争，“超同是个老厂，在同行业激烈的竞争面前已显疲态，实际上是被价格战拖垮的”。

    超同一位债权人也透露，超同原来的老厂区设备老化，产品技术含量低，与同类产品相比缺乏竞争力。实际上，超同在2001—2003年间，年销售额大约分别是13亿、14亿、16亿，增长速度已落后于同行。

    那个时候的纺织业利润已经非常微薄，1999年超同销售额6亿多，利润才4000万，而喊出50亿销售目标时，超同的利税目标也才2亿——以量取胜，是吴李明和很多纺织企业的共同选择。

    超同遂孤注一掷，以十数年积累起来的信誉，向银行贷款扩大规模。毕竟2005年1月1日，纺织品贸易可以摆脱配额成本，但是这一扩张计划并未如愿。

    2004年11月，杭州一家商业银行对超同的6000多万流动资金贷款到期，超同续贷的愿望被拒绝，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由此倒下。在金融机构群起催款下，超同死在了贸易自由化的前夜。

    除了留下一堆闲置的厂房外，超同还给银行留下了至少3亿元的不良贷款。

    过剩与亏损

    其实，就算吴李明挨到2005年1月，也未必就能躲过这场劫难。

    受2005年1月1日取消纺织品贸易配额限制的刺激，中国纺织业在2004年扩张神速，仅固定资产投资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44%。

    当时，善于把握机会的浙商被认为是最大赢家。2004年浙江省纺织品服装出口196.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8%；占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的20.18%，首次超过广东位居全国第一。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背后很多企业的辛酸与无奈。浙江省政协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委员马庆国则对此有充分的清醒认识，他在今年3月的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提交了相关提案。

    该提案中讲到，“一些企业盲目看好纺织行业，存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来求得绝对利润，这种投资拉动型的发展，使部分纺织品产能迅速膨胀和过剩。”

    据查，仅绍兴市目前年纺丝能力就超过250万吨，织造能力50亿米以上，印染能力接近200亿米，但印染的实际生产量仅为产能的40%左右。

    5月18日，记者联系到绍兴市一家年销售额20亿的纺织企业副总唐帛(化名)，对上述数据他表示基本认可。

    他还透露说，聚酯业已经是全行业亏损，同样行业性亏损的还有纺丝业。“这两个行业都是从石化到纺织成品的中间产品，受上游影响较大。而上游石化等原料是被国外垄断的，涨价是刚性的。去年原材料价格上涨，你行业本身又过剩，只好亏损了。”

    而超同集团所引以为傲的正是这两类产品。它宣称自己“能够年生产聚酯切片19.5万吨，涤纶长丝22万吨”。但这又有何用。马庆国的提案中写道，“绍兴市聚酯企业每生产一天，企业现金流量减少500万元。”

    行业性亏损还不止这两类产品。马庆国发现，“纯化纤的织造企业出现100%亏损，一些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四面楚歌

    让中国腹背受敌的是，国际间贸易保护并没有随着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而消失，特保阴影正是以往贸易保护的延续。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5月18日一次演讲中指出，“十年前WTO纺织品服装协议就已经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在十年内分阶段放开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将70%-90%最重要的配额保留到去年年底。”

    中国纺织品原本可以逐渐释放自己的数量，但是到2005年1月之后，西方人为保护的壁垒一下松动，出口自然成“井喷”之表象。而等到中国纺织品出口已经缓和时，欧美却又迫不急待地把特保大棒挥了过来。

    与此同时，由西方控制的纺织品上游原料却仍在涨价。

    唐帛所属的这家公司做化纤布，去年卖1.26美元／米，今年卖1.38美元／米，“因为原材料成本压力太大，所以价格往上调了8%”。但是，由于行业产能扩张太猛，价格调整后，利润率反而不如原来，原来的利润率也才5%。

    在此微薄空间里，价格似乎已是中国纺织业迫不得已的最后武器。

    马庆国在他的提案中提到，“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的速度和价格关联极大，哪个品类出口增长速度越快，哪个品类的价格紧跟着下降幅度就越大。”

    中国的纺织品行业由此陷入跑量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

    对此，宁波商人桂明军有深刻的认识。在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之后，他定居美国纽约，对开拓自己的纺织品生意踌躇满志。可到了5月初，他却开始郁闷，“在纽约，一些温州做袜子生意的人，就盯住我们的价格，如果我卖4美元／打，他们就卖3.6美元。”

    解决利润率下降更直接的办法就是裁员。唐帛直言，“我们分流了一些员工，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工资一半加给其他工人，一半给企业，算是节约了人力成本。”

    采访唐帛是在5月18日，他声称彼时绍兴市纺织企业裁员率已是5%—10%。还有一些工人暂时放假，只发基本工资。而整个绍兴，已经有25%的生产线停工，“如今欧美同时举起了特保大棒，后面会更麻烦”。

    浙江绍兴堪称是中国纺织品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但“目前绍兴市纺织企业平均负债率是60%-70%，出口依赖度是60%，如果出口不利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超同那样的企业”。

    杭州市服装协会会长赵之毅认为，那些订单来源比较单一的企业会比较麻烦。而浪莎袜业总经理翁荣金说得更干脆：“同行业内比较单向的中小企业下半年基本都将停产。”

    然而，就算订单来源不依靠海外，未来同样埋伏着阴霾。去年8月份，唐帛看形势不对，把外销的比例降低到30%。但是，尽管提前分散了风险，唐也很清楚，国内市场亦已饱和。

    “要死掉一批企业。”唐帛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担心中国纺织业的“软着陆”有转向“硬着陆”的危机。

    而根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仅5月13日美国对中国3类纺织品设限就会导致12.6亿美元损失，据此测算，这将导致将近10万纺织工人失去工作。

    调控诚意

    各方都曾试图改变，但未来仍然难以预见。

    马国庆和很多人都认为，要加强协会的作用。但唐帛觉得，这种极度分散的行业中，行业协会根本无法建立价格同盟。

    政府方面也一直在积极推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比如，浙江省经贸委在4月6日就出了一个《关于提高后配额时期浙江纺织品国际竞争力的指导意见》，除了希望不要竞相压价之外，还呼吁“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绍兴市政府也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所奖励。

    可唐帛表示，纺织企业目前利润都不高，很难抽出大量资金用于技术创新。以唐所在的企业为例，去年销售额为20亿，但用于研发的资金一共才大约2000万。“这已经算是很高了，省领导4月份在考察绍兴时就专门去了我们公司。”

    对大多数急于求存的企业来讲，增加新的生产线，效果比技术创新更加立竿见影。

    他分析，超同在那时才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为时已晚，吴李明当时的无奈是——上新项目，晚点死；不上，马上死。

    目前我国纺织品生产能力已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3000万锭猛增至接近6000万锭，而国际纺织服装贸易增长缓慢，世界范围内纺织服装产品生产过剩，行业利润空间狭小。

    同时，尽管政府已经敏感地嗅出了纺织业投资膨胀过度的危险气味，并以辅之相关限制政策，但过于灵活分散的小纺织企业仍然找到了对策。

    发改委的官员曾经发现，“不少棉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悄悄扩张，采用非重点和非定点纺机厂生产的，甚至用不规范的零部件拼装的中低档纺纱设备，使我国棉纺生产能力出现了低水平扩能。”

    桂明军对这类企业的评价是，“害群之马”。

    自2004年12月起，中国政府已拿出多种调控措施。包括主动采取对部分纺织品加征出口关税、降低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实行出口自动许可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正在收到成效。

    在这一系列政策中，唐帛认为加征关税可能是最有效果的，尽管这种政策可能会让一批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但他认为，“如果你不让一批小企业倒掉，那么等欧美来设限，他们还是要倒掉，而且还给对方留下了口实”。唐帛认为，出口关税的税率要是高点效果可能会更好。

    5月20日，唐帛的期望成为现实。财政部新闻办当天的公告显示，6月1日起，将有74种纺织品提高出口关税税率，大多数由0.2美元上升到1美元。

    至此，中国政府自我调控诚意的表达已足够清晰、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