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梁朋教授：中国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

　　总之，无论是从前面所讲三架马车的情况，还是从一些先行指数以及重要行业的情况看，目前经济下滑的势头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增长速度出现下滑是一种趋势。由于国际经济因素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这些负面因素出现叠加影响，中国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当前的物价？

　　关于物价的上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非常敏感，前一段时间我们把防范通货膨胀作为非常重要任务来对待，而且这个任务是有明确的目标值的，规定今年CPI要控制在3%以下。从目前的价格走势看，它是一种冲高回落呢，还是一种继续攀升的态势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冲高回落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在产能过剩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普遍大面积的价格上涨，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因为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供过于求的状态，而且还闲置着大量的生产能力，怎么可能出现物价普遍大幅度的上扬？第二，目前如果出现通胀，更多的会表现在一些重要的资产市场，大家认为是有投资潜力，或者有保值增值的资产价格会涨的非常快，就像我们前段时期的房地产的市场，而不是CPI的全面大幅上扬。第三，从今年上半年货币投放的总量来看，跟去年相比货币的供应量还是有所减少，信贷增幅同比是减少。第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现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是特别乐观，世界经济也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这时候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原油，铁矿石等出现了价格持续走低的趋势。最后，我认为看通货膨胀，或者说物价的高低，用一个绝对数据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比方说是不是超过3%就高了呢？低于3%就好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更灵活一点，通货膨胀的高低感受，或者说居民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如何，实际上是和居民收入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等相比较来看才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每年工资不涨，甚至往下降10%，这时候通货膨胀率即使是0%，你也觉得物价太高，假设我们每年收入增长20%，这时候即使通货膨胀率超过3%，你也会觉得对你没什么影响，因为你的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了物价上涨水平。所以，我们对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不要一超过3%我们就紧张的不得了。

　　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有这么几点判断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确实已经出现下滑，而且这种下滑是在国际经济因素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就已经发生了。这实际是前一段时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而一旦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再传导过来的话，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是有可能。

　　第二，价格持续走高，或者说高通货膨胀的危险正逐渐在减少。

　　第三，当前的经济总体上来看还算健康。但存在诸多两难问题，有的甚至能列举出十几个两难问题。那样干也难，反过来这样做更难，总是在两难之间难以做一个抉择。诸多两难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出来的是体制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体制确实到了不得不调，不得不改的时候了。如果体制不理顺，这些两难问题只会越积越多，越积越难，到后面更不可收拾。如果是只着重于当前的宏观政策或者短期调控政策的调整，不足以解决这些两难问题。要解决这些两难问题，必须从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

　　回顾前一段时间我们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应该说总体上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但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一下，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和反省，以便把今后的宏观调控做的更好。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是宏观调控确实存在着一种行政化的趋势，对市场自身的力量重视不够。从我们经常所使用的词汇也可略见一斑，如我们经常讲宏观调控，驾驭市场经济，都是把政府作为一种很强势，很主导力量，言语间有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味道，实际我们作为市场经济的初学者，或者说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很多市场经济本身的一些规律，我们还知之不深，因此对市场经济和其中的规律，我们还是应该多存一些敬畏之心，千万不能无知而无畏。

　　第二，是政策的变化太快，存在政策急转弯的现象。这样会导致市场主体可预见性差，市场主体经常被弄的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只好等着看政策下一步是怎么样。

　　第三，是存在用短期政策来解决长期体制问题的思路。比方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如果说这个房价太高，买不起房。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可能跟收入和各类住房的供给关系很大。为什么商品房很多，保障房很少？主要就是房改以后，我们并没有投入多少钱和地来建各种保障性住房，十几年的保障性住房欠账，使得供给缺口太大。按道理商品房主要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如果一人一套，按计划分配，那就不叫商品房了，叫计划房。如果规定只能卖这个价，那也没必要叫商品房，叫限价房。正是保障性住房长期缺位，导致巨大住房需求全拥挤到商品房市场上去，导致商品房价格的飙升。再加国内民间投资的机会少，大家有点钱觉得房产是最保险的，产权很清晰，房子在那也看得见，摸得着，而如果去投资做实业，有的会遭受各种各样的刁难，或者一不小心本钱就没了。所以大家都把房产作为投资的首选。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单靠政府短期政策严控价格，最终还是控不住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包括我们对住房的这种需求确实是难以逆转的，而且会越来越强。因此，就不能用简单政策进行价格控制，关键是从制度上，从长期的体制上有所突破。最近中央已经意识到，加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和规模，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解决思路，可惜觉醒的时间有点晚，因为十几年所积累的矛盾，你想通过一、两年来解决，即使不差钱，也需要时间啊。

　　针对以上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分析，我提一些个人的政策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目前总的任务应该是稳住经济，深化改革。作为当前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不宜再出台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的政策，避免信心的动摇。在危机的时候，温总理经常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现在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信心，如果一旦又出现经济大幅下降，二次探底的话，再想把这个信心再积聚起来就很难了。

　　第二，扩大内需的关键在增加居民的收入。当前我们面临诸多问题，最关键的一个是如何扩大内需，另一个就是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怎么扩呢？实际我们有很多政策和办法的。但是根本之策我觉得还是增加居民的收入，那么居民的收入怎么增加呢？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个比重无非就是三个，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个人。你要提高个人，必然意味着企业和政府有所降低，至少总得有一个降。现在政府是指望企业降，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它怎么会主动把自己的收入降低呢？解铃还须系铃人，目标是政府提出的，谁请客谁买单，政府首先应该降自己的比重。而且目前政府主动采取减税涨薪的政策是有基础的，今年政府的财政收入超8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几年财政收入幅度增长都在20%多甚至30%。有的人说我们的宏观税负不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大概也就30%左右。确实，税负最高的北欧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高能接近60%，但是别人是从“摇篮”到“坟墓”全管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都是超一流的，而我们目前也到了30%左右，但很多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套用“性价比”的概念，我们也来看看税收的性价比，相当于我们花20万块钱买了一个夏利，别人是花25万买一个加长奥迪，是别人合算还是我们合算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减税涨工薪的思路来提高居民的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最终实现扩大内需的战略。

　　第三，在结构调整应该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上，或者说在竞争性行业领域里，还是要提倡“国退民进”。国有资本的退出并不意味着国有资本就是无所作为，无用武之地了。它应该到它更能发挥作用，或者更能体现国有资本属于全体人民，服务全体人民的地方去。到哪里去呢？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领域需要国有资本来充实，特别是公共性产品和公共性服务。应该把一些国有资本逐渐转移出来，放到市场民间不愿意干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大家都觉得很缺钱。另外还有很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大家也觉得还应该增加投入，但苦于没钱。但是在一些市场竞争性很强烈的行业里面，我们国有资本特别一些盈利性比较高的，是很不愿意退出的，甚至有的还在继续扩张。“国退民进”，可以给民间投资更多的机会和空间，退出来的国有资本又会使得我们的社保、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好，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在适当的时机和条件下，人民币可以适当的升值。长期以来结构上很大的问题就是低成本的出口战略。稍微有一点出国经验的也知道，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来看，我们的人民币是有一定的升值空间的。人民币难道真的是那么害怕升值吗？过去我们过于强调出口受损，但进口的收益、境外投资、消费的收益以及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升值则很少有人提及。我觉得综合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或者损害没有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搞的好，也有可能还是一个利益更大的机会。

　　这是我的一些对策和建议，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高新技术军费研发一定要加大

　　韩保江：下面请特邀专家点评发言，首先我们请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保民先生首先发言。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又参加了一次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会议。昨天我们在北大EMBA讨论了一天，当时和比较有名的樊纲、曹远征，还有搞数量经济的汪同三所长在一块争，也有一些观点。总结我们经济无非就是升和降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宏观经济还是稳中有升。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投资还是平稳增长，尽管现在有点下滑，但是我们借用股市上的话叫小幅振荡。初步判断如果不出大意外的话，投资拉动3%到5%。第二，内需富有活力。内需保持2%到3%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判断比我们高，他过去说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达到11.1%，但他最近下调了，说调到10.4%。高盛认为我们经济增速能达到10.4%左右，他本来是10.7%几，又下调了，但是也是高于10%。第三，出口强劲发展，我们也不指望它高，如果能有1%到2%这么一个百分点的话，这么算下来我们全年在10%左右。这就比去年要高，所以我们说稳中有升，但是我们测算下来以后基本上是8%左右，比往年应该是略高一点，但是最精确的也不好算。但是我说8%左右数据背后的生活质量比过去好很多，比如说我们享受到的交通服务，包括高速公路，包括城际列车，这是过去没有感受到的，数字可能变化不大，但是我们生活的质量，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发生很大的变化。

　　下面我简单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一下。首先，资金比较充裕。大家知道去年信贷货币超常规的增长，使我们企业的存款快速上升，增速超过了居民储蓄，而且提高了企业存款在整个银行全部存款的比重。2009年企业的存款占比是36.3%，比2008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居民存款43.6%，比2008年12月下降了3个百分点，也就是企业的存款在上升。这一结构变化显示，去年信贷超常规的增长，实际上还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还没有转到居民收入和储蓄存款里面去，企业的资金存在沉淀的现象。其次，从目前的改革效应来讲，资金效益随着我们体制改革上升，随着经济深入发展会释放出来。目前，不良资产大概5万亿左右，如果我们把它全部盘活不太现实，我们工作目标是盘活10%，现在这四个管理公司给我们的经验数据是这些。我们实地调研的时候去华融参观，他们说是10.7%，5万亿盘活10.7%就是5000亿，这块主要用于职工的安置费、补偿金，医疗、养老，这样可以随着企业改革不断释放。这一点潜在的力量会对经济增长的威力越来越大。第三，从中央企业的角度来讲，到今年年底我们中央企业要成为100家左右，目前是125家，而且中央定的方针很清楚，一个是完成结构的调整。结构调整是很大的原则，我们现在初步回答85%的国有资本都集中在航天、航空、石油、石化、军工这些大的企业，这样我们就会使国有资本更加集中化。另一个是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85%的国有企业按照公司化改制，改制企业85%的员工得到妥善安置，改制企业的85%要变成非国有。随着这两件任务到今年初步告一段落，我们说整个布局和企业体制改变会很大。我们对企业提出的方向，数量上是30家到50家，打造我们国家的民族企业。这30家到50家背后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我们定了三个基本要素，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知名品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这三要素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资产规模多大，人手多少，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国有资本就是要围绕这个方向去攻关。这种效应会逐渐显示出来。

　　从财政收入上来讲，也是稳中有升，一年增加1万亿，这也是第一次。再一个随着我们民生工程的实施，比如刚才说的减税、加薪，加上我们的社保资金不断的充实，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不断的解决以后，随着我们教育体制改革，学费的问题等等有所缓解，这会使我们大家的消费能很好的启动。再一个就是在一些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行业里面，其实我们也在启动，比如事业单位改革。我们统计事业单位大致3000万人，而公务员队伍才800万。我们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国家要养的事业机构，第二大块能交给市场，转为企业。第三大类两个职能都有，不太好进行，先放一放。但是这一块包括工资的增加，社保资金的启动这一块有很大的推动。再一个要强国富民的话，我们的军事工业，我们的军工企业竞争力要加强，不然我们这么大的疆土，那你不是强国，历史都知道，甲午战争都知道。所以随着军事的发展，军事体制改革，在高新技术军费研发这方面一定要加大。再一个最基础的基础设备要跟上，要更新换代。随着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楚形势，我们会加大投入。我们西部的投入应该大幅度增加，随着新政策，新的改革举措，我们经济还是回到刚才的话，稳中有升，向前发展。我就介绍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