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辉：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瞩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北大经济学院自2014年开始，推出“‘两会’专家学者笔谈”，畅谈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的“专家笔谈”也将在“两会”期间如期与广大读者见面。

　　张辉：数字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首次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新动力。近年来，数字经济开始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关注内容。大量的经验数据告诉我们，经济下行周期，往往也是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是孕育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关键时刻。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更以专篇内容对拓展网络经济空间的相关工作进行战略化部署，提出一方面要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另一方面要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2016年10月9日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新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网络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0-2016年，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由6.5%提高到43%，移动宽带普及率由4%增加到47%。与之相应的，数字经济——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根据2016年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从技术脉络看，信息化技术孕育了数字经济的胚胎，数字经济发展多快、走得多远，根本上是由信息科技的步伐决定的。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1995年才被提出，但最早可追溯到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信息经济。1946年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基础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在美国问世。早期计算机主要采用电子管技术，主要应用于军事、科研院校和大中型企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晶体管的出现和60年代中期集成电路的发明使计算机开始朝小型化方向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前期，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性能进一步提高，开始普及到中小企业及居民等生活领域。1981年，IBM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IBM5150，标志着计算机正式进入个人电脑（PC）时代。微软、苹果、甲骨文等公司也在这一阶段应声而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之初，伴随个人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经济得到飞速发展。1993年，美国推出“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网络经济黄金时代。雅虎、亚马逊、谷歌等公司应运而生，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公司也开始起步。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互联网经济遭遇重大挫折。但新世纪初，随着个人电脑计算机运算速度、存储规模和网速的几何级增长与智能手机的出现，曾经破灭的网络经济又在个人电脑和移动互联终端双核驱动下迎来了互联网经济的繁荣时代。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诺基亚、摩托罗拉为代表的传统手机制造商被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制造商取代，雅虎为代表的互联网1.0公司被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2.0公司取代，Airbnb、Uber等共享经济模式开始崭露头角并引领时代发展潮流。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走到关键的时代节点，一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悄然酝酿。传统的摩尔定律即将走到尽头，微电子技术发展面临瓶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等方向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为积极抢占新一代技术前沿，世界主要国家都将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美国相继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等文件，加快部署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前端领域，欧盟也于2015年推出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力图打破跨国在线活动的障碍，解决欧洲电信市场碎片化及投资不足的问题，在同一市场为企业和服务制定公平竞争环境。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从中国的实际发展看，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015年经济数据来看，1994-2014年，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投入对GDP拉动1%，远远高于美（0.6%）、英（0.6%）、德（0.4%）、法（0.3%）、日（0.3%）等发达国家。此外，截止2016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相关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22.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30.1%，增速为16.6%。一批杰出的网信企业纷纷涌现，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上市公司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前10强。世界互联网大会成功举办三届，影响巨大。从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看，华为、OPPO、vivo跃居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前五行列，其中华为已经在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小米极力开拓印度市场，传音手机风靡欧洲；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互联网+”蓬勃发展，产业互联网快速兴起，从零售、物流等领域逐步向一二三产业全面渗透；网约车、网上公开课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数字经济之所以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密不可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需要新动力，数字经济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从创新驱动看，数字经济涉及35个产业，关联性强、涉及面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动力比较强。行业投入上基本上来自于第二产业，但是产出和分配在第三产业，可以平衡二产和三产、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从协调发展看，数字经济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外，中西部地区也在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经济模式，例如成都重点扶持手游行业，贵州着力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拉动了农村经济发展。2016年全国淘宝村达到1311个，淘宝镇达到135个，至少创造84万个就业岗位，经济社会价值日益显著。

　　从开放共赢看，华为、小米等IT企业“走出去”已经树立了良好典范。“一带一路”国家中，大量国家信息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铺开，中国可以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重点在网络基础设施、产业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但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中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却并不是“网络强国”。以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集成电路为例，现阶段顶尖技术仍然掌握在英特尔、高通、三星、AMD等美韩企业手中。近年来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级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资金的推动之下，我国CPU产品技术研发已进入多技术路线同步推进的高速发展阶段，落后局面有所改观，但仍然有较大差距。龙芯等自主研发的面向服务器和PC的CPU，华为海思、展讯、小米澎湃等国产移动设备芯片仍然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核心技术的缺失为数字经济的优质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以2016年3月的中兴通讯事件为例，美国政府禁止采购核心芯片的政策出台，直接引发中兴公司被迫停牌。

　　对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自主创新的源泉，只有以深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后盾，核心创新能力的提高才能找到支点。2013年，我国基础研究占比仅为4.7%，远远低于美国（16.5%）、英国（14.9%）、法国（25.4%）、韩国（18.1%）等科技发达经济体水平。为此，我国要瞄准全球信息产业的最新趋势和技术前沿，实现信息化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具体包括，近期内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方向的应用级技术产品的突破；长期内，在国际主流的商业级移动操作系统、CPU芯片等基础性技术产品的自主研发。

　　其次，紧密关注市场技术的变化，强化应用驱动，着重开发市场技术的应用。美国硅谷是当前全球技术市场化最为成熟的新兴工业园区，其重要经验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关键支撑，以市场化为导向，充分实现了产学研相结合，科研成果能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中技术与市场脱节问题较为严重，下一步应朝以客户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化为目标的方向迈进。

　　最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积极招揽高素质人才，培育数字经济的人力资本。任何国家，任何事业，人才都是决定兴衰成败的根本。在硅谷的早期发展历程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硅谷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了惠普、思科、苹果、雅虎、谷歌等一批知名企业。现阶段，硅谷已经成为海外科技人才集聚创业最集中的地区，高技术人才中有36.3%是海外来源，而同期我国中关村国际人才比重仅为1.5% 。因此我国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形成“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人才局面，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储备和创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