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微博]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案日前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博]开庭审理。起诉书指控，2004年至2014年4月，被告人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分别为多人在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2390多万元。（《中国青年报》5月25日）

　　从起诉书可知，宋建国涉嫌违法的行为大抵均围绕“京A”车牌进行，如直接为商人办理牌照并收受贿赂；又如，因办理牌照而与商人结交，进而帮助画廊经营者向商人推销字画并从中分得巨额利益等。正是一个个“京A”车牌，成了宋建国牵动政商资源的枢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并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此前，宋建国等编织的“京A”政商圈中已有11人获刑。

　　一方面，在机动车呈爆发式增长的情势下，一般号牌都会成为紧缺资源，更何况多年来已趋饱和、只能依靠汽车报废回收的“京A”车牌；另一方面，从一般社会心理来看，长期与党政机关用车绑定的“京A”，因为与权力的接近性，也因此部分沾染或被赋予了权力特有的“体面”，从而广受追捧。类似情形在国内其他很多地方也多有体现。

　　在热衷于挂上“京A”车牌的人那里，潜意识里依然是渴望与权力互动，即便不能互动，至少也沾了一点点边，也“与有荣焉”。本质上还是在依附权力，以便于获取利益。比如，宋为中国油画协会一名副主席办理了一副“京A”车牌后，“画家们看了都想办”；又如，北京一企业极力搞到“京A”车牌，理由是“为方便车辆行驶”特申请“适当的车牌号码”。

　　其实，刚接掌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的宋建国一度还试图废除“京A”车牌审批，然几经调研、论证，最终非但没能废除审批，反而以严格审批的名义，将“京A”的发放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从而“内部掌握”并“灵活使用”，成为其博取政商资源的筹码。而自由裁量权的放大，则必然指向更大的寻租空间。

　　此外，起诉书暂未涉及宋建国与政界人士的互动关系，但相关报道显示，宋在论证废除审批“京A”车牌的可行性时，曾多次提及“交管局有对上服务的任务”（长沙廉政网5月25日），而“对上服务”也最终成为内部掌握“京A”车牌的重要理由。那么，这个“对上”是否仅仅是工作关系？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番风景？

　　这样，围绕着“京A”车牌，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生态圈，设局的、做掮客的、围猎的乃至大大小小的关联交易，均次第展开，并形成相对紧密的利益关联。当普通人为摇号望眼欲穿之时，有那么一部分人却在私底下轻易分食“京A”车牌，并以此作为招摇炫耀和坐等分钱的幌子。这不仅不公平，也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伦理。

　　宋建国落马后曾在《悔罪书》中写道：“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以牌照换利益”，“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很多时候，等到落马后才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显然已经晚了。当其在政商朋友圈的围拢之下，坐收渔利之时，想必并不会意识到权力应该接受监督，更不会主动去切断“京A”车牌利益链。

　　这一案件也表明，仅仅寄希望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很难真正遏止住肆虐的贪欲。公众会问，为何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京A”车牌长期紧俏，却没能从制度上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