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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权力的交换，如马克思很早以前指出过的，具有某种强迫性，因此，不应当被视为是“市场”交换。但是，由于福柯的“权力批判”，我们知道，今天，任何市场交换都不可避免地受着权力结构的影响。纳什在早期发表的一篇关于“二人讨价还价均衡解”的论文中建构了今天经济理论界公认的最单纯的谈判模型，该模型假设谈判双方各自有一条退出谈判的底线，如果谈判所得的份额低于这一底线，谈判就会破裂。这里所谓“底线”(也叫做“威胁手段”)，显然受到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影响。
与以往的市场模型相比，纳什谈判模型的极大优越性在于：它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瓜分既得利益的谈判，事实上，纳什后续的研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可以视为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讨价还价达到均衡时的结果。例如，一位患者和一位医师，他们都知道患者为治愈疾病愿意支付给医师的报酬大大超过了医师为治愈这一疾病所提供的服务在其他医疗服务机会中能够取得的报酬，姑且把这一超过部分记做“V”，那么，患者和医师之间不能达成治疗协议，就将导致V的消失，从而，V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这样，我们关于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的讨论，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脉络，把一个经济学议题转变为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如诺斯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每一社会成员在参与资源配置的市场活动之前(或同时)，首先参与一种被称为“公共选择”的政治决策过程。在公共选择过程中，我们表达自己的偏好——对可能出现的全部世界状态的价值的排序。然后，我们寻求各种合作机会，力图使世界的演变更符合我们自己的价值偏好。如果这一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能够达到某种纳什均衡的话，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会呈现出来，它意味着没有哪一位社会成员愿意或有能力组织新的合作群体来偏离既有的均衡状态。
在一个如此广泛的分析框架内，市场必须被理解为是包括权力交换过程在内的政治经济市场。也是在这一视角下，布坎南建构了被认为更符合真实社会运作的“立宪经济学”。如果我们采纳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分析框架，那么，我们应当加以比较的，将是已经实现了的政治经济体系和可供选择但尚未实现的各种政治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所谓“失灵”，就是指与可供选择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效率相比，已经实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效率更低。
例如，布坎南指出，如果社会在可选方案的集合A上进行的公共选择的结果将涉及每一社会成员对自身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那么，每一社会成员的理性诉求将倾向于要求按照“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在A上进行选择。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成员们事实上总是委托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们来落实他们的理性诉求。如果这些政治家之间就公共选择的规则达成了某种妥协，那么，每一社会成员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这一规则是否将充分保护他已经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如果许多社会成员都感受到新的规则对他们已经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威胁，那么，公共选择很可能导致了市场失灵。经验表明，公共选择是否满足“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论的自由程度。虽然，不满足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的公共选择，未必导致市场失灵。
在作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述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所谓市场失灵，在包括“合作博弈”在内的广义市场分析框架内，永远意味着某一政治经济体系的“整体”失效。但是，判断任一政治经济体系是否失效，却不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偏好决定的，它必须由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偏好的集结决定。换句话说，它自身必须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
现在我们把这一结论应用于医疗(和教育)服务领域，在这一领域内的“市场”，不同于单纯的“财产”市场，它与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和自由密切相关。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对我们自身而言是独一无二的，是非我莫属的，是惟一的。
在成熟市场社会里，如果政府试图改变住房的“区划政策”(zoning policy)——例如把“单纯居住”区改为“商住两用”区，由于涉及居民的基本安全和生活质量，根据布坎南的论证，政府必须征得每一位居民的同意，即采用“全体一致同意”规则。
住房是一种财产，它毕竟可以转让，这意味着它的效用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在这里，广义的市场也不那么容易失灵。可是，生命与自由是不可转让的，从而不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在这里，市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更容易失灵。
再重复一遍，如果市场是狭义的，那么，市场失灵是指同一商品出现了不同价格并且价格差异密切依赖于交易者的个人特征，例如他的职位、外貌、体力、阶级、权力等等。如果市场是广义的，那么，市场失灵是指目前政治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可供选择的另一政治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此处“效率”必须以社会成员的主观偏好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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