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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文化”因与果
仅仅是“瑜亮情结”就可以解释发生在李东生和万明坚之间的一切吗？
至少在TCL移动公司身上，企业家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企业的性格。
然而，万明坚只是TCL手机性格形成的一个传承者，在TCL更为广泛的土壤上，一切都有迹可寻。
万明坚曾经说过，“TCL的发展史是一部企业家成长史，每进入一个新的行业，TCL都鼓励大胆创新和尝试，用充分信任、授权的方式让领军人物尽情发挥和创造。”这个论断放在万明坚身上如此，在此前彩电业务的胡秋生、PC业务的吴士宏、杨伟强身上亦是如此。
早在90年代中期以后，TCL开始以良好的股权激励政策放权让各路干将开拓业务。最早，袁信成、胡秋生一批干将快速与TCL的彩电业同时崛起；同样方式后来还诞生了主管PC业务的吴士宏、杨伟强，以及手机业的狂人万明坚。
几度轮转，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潜意识主导下，TCL施行的是一种分而治之的体系，各大事业部原则上统领于集团，但在行销体系、财务结算、甚至公关策略上都相互独立运转，仅从手机业的快速崛起看，TCL管理上的独立性让不同的产业分支获得了最大的个性发挥。由此诞生了TCL的诸侯文化。
万明坚恰是这种诸侯文化的极至代表，他的狷狂个性快速而有效地成就了自己和TCL手机的功名——最巅峰时，TCL手机一年为TCL集团创造的利润就超过了集团所有利润的80%。
然而在TCL移动公司与阿尔卡特完成一段惊世骇俗的跨国婚姻后，TCL的企业性格成为一块明显的拦路石。
TCL内部有一种说法认为，万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TCL的国际化路程而言的确存在相当大冲突：他把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至，但是英雄情结难以使TCL手机业务获得更为开放的理念，难以吸引外资更多熟悉国际化运作的人才，并且使的开放的国际化意识在既有体系上无法获得实现。
而在TCL掌门人李东生眼中，也许早已为此种历史的困境所触动，万明坚的下课让另一海归派人物郭爱平从幕后走到台前，隐隐地暗示着李东生的良苦用心。而鉴于各事业部的分散不成一体，TCL集团层面从去年开始“中央集权”，力图将各部收回一体，比如将人事、市场统筹等收回集团中央……
只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尚且如此之难，而要在一时之内改变一个企业的性格更是谈何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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