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G20特别峰会落幕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迫在眉睫

　　原标题：雷达：G20特别峰会落幕，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迫在眉睫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雷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

　　2020年注定是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春节祥和喜悦的气氛，同时也扰乱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扶贫脱贫战略的收官步伐。为抗击疫情所实施的网格式布控隔绝措施，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停摆，同时给中国长期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当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渡过至暗时刻，新增确诊人数明显下降之际，海外确诊人数却快速攀升。国内确诊病例在3月19日首次出现本土零增长，海外疫情却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大面积蔓延。一些国家的病例增长速度已经接近或超过中国武汉的疫情爆发初期的增长速度。3月16日，海外确诊人数（83，140例）超过中国境内的确诊人数。到3月28日，海外确诊人数迅速暴涨至63.8万人，美国、意大利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中国。西班牙、德国、法国、伊朗的确诊人数已经过3万，英国、瑞士、荷兰、比利时超过了1万人。疫情爆发的中心已从年初的中国武汉转向了欧美，疫情的发展性质也从年初的“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了肆虐全球的“流行性疾病”危机。

　　同样惊心动魄的是，随着新冠疫情在欧美发酵，全球金融市场迅速作出反应。美股自2月24日以来连续重挫，幅度之大超乎寻常。标普500指数四次向下熔断是美股市场的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美联储的反应也在不断改写历史：3月3日美联储在议息会议之前突然宣布下调美国联邦基准利率50个基准点，这一操作手段改变了美联储多年以来的降息惯例（以往美联储降息的幅度一般都控制在25个基准点的水平）。紧接着，在3月15日美联储直接将基准利率降至零，是有史以来美联储最大的单次减息力度。这些举措还仅仅是美联储超常规货币政策行动的开始。3月23日，美联储再度出手，宣布将通过全套工具以支持家庭、企业和美国经济。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无限量购买国债和机构抵押支持证券”，市场解读为“无限量、无限续杯式量宽”。货币政策的这种极限操作，既在挑战美国金融市场吸纳流动性的能力，同时也在挑战新古典宏观货币政策的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参议院通过了2万亿的刺激方案分别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均一步提升到历史空前的力度。同样在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市场同步下挫，欧洲央行也紧随美联储之后宣布了确保流动性的量宽政策。

　　种种迹象表明，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的全球性深度的经济衰退，海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对这轮经济衰退的程度进行了预测。美国华尔街投资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这次衰退的严重程度是2008年次债危机的两倍左右，而OECD的分季度预测了疫情对全球增长率的影响，其最高值是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GDP的增长率会下降1.75个百分点。当然也有更悲观的预测，疫情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新冠疫情的外生性质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路径

　　目前各种机构对疫情加衰退的经济预测都不可能是准确的。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程度。疫情传播未停止，全球经济的预测结果就会不断地被更新。因此，与其测算经济衰退的程度，不如客观地梳理一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路径。

　　首先，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而言，疫情的爆发无疑是一次外生的经济冲击。对于一次普通的外生冲击而言，经济周期变动通常会随着外部冲击事件的消失，出现一个V性反弹的走势。例如中国2003年的SARS疫情、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其他国家所出现的一些自然灾害，从总体上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的基本走势。

　　然而，与以往的外生性冲击相比，这次的新冠疫情目前感染了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60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从传播范围来看已经具有系统性特征。这种系统性风险特征很可能对现存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产生冲击，形成所谓的次生性灾难。这种次生灾难，既可能是国别层面的，也可能是国际层面的；既可能对现有的制度产生冲击、也可能使传统的政策手段丧失功能。这种次生灾难，和最初的疫情外生冲击本身的持续时间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了。因此，通过评估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时间来预测全球经济在未来的衰退程度，至少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

　　其次，对新冠疫情本身的判断，尽管从科学层面的全面评估还有待时日，但是一些基本的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医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到目前为止，针对新冠病毒并没有特效药品。抗病毒疫苗也需要6-8个月后才能研制成功，而到临床运用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基于这一医学判断，对人员流动的控制和隔离成为了抗疫的最有效的手段。疫情传播严重的国家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短暂试错之后，抗疫模式越来越向着控制人员流动的隔离模式趋同。当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抗疫模式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叠加经济衰退的现实环境中，也就会面临共同的两难抉择——在抗疫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

　　第三，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是双向的，即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从需求端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至少有四个方面，其一，人员流动的阻断和经济活动的停摆将造成家庭和企业收入下降，导致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下降。其二，疫情对人们消费预期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心里层面来说是长期的。即便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已往的消费方式恢复也需要经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调整过程。其三，全球范围的人员流动的控制隔离，必然对正在调整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产生负面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使中间产品的需求下降。其四，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中国疫情及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主要的大宗商品造成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需求冲击，金属、能源、农产品等均受重创。

　　从供给端来看，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冲击。其一，人员流动控制必然出现生产的停摆，造成生产过程的直接经济损失。其二，人员流动的控制和全球价值链的中断已在全球出现，已严重影响到以国别为基础的应急反应措施的效应，这一点可能在以金融、高科技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战时紧急动员能迅速组织军事物资的生产，那是因为当时以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工业的价值链分工主要都集中在美国国内。而今天，尽管美国启动了国家紧急状态法，但迄今为止，美国尚不能很好地解决抗疫物资的生产，就连核酸测试剂在疫情爆发初期也未能满足抗疫的基本需求。由此可见，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使得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政府在动员资源、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受到掣肘的。其三，疫情冲击下，各国中小企业均面临收入下降、现金流枯竭、破产倒闭的风险，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外生冲击的结果。外生冲击在中小企业间是不存在效率差别的。政府在应对这种外生冲击时，如果放弃对中小企业的救助，会产生供给总量的损失和价值链中断的结构性损失。如果政府选择救助，则很可能由于无法甄别企业间的效率，而造成救助过程中生产的效率损失。

　　从上述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外生性冲击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判断，任何受疫情冲击的经济体，都无法独善其身，无法单独依赖一国的宏观政策来应对这种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性危机。

　　新冠疫情对传统反危机国际协调机制的挑战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逐步趋同，反危机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因此，G7逐步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协调应对周期性危机政策的主要形式。在此之后，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间反危机的政策协调机制范围由欧美拓展至全球。1999年之后，G20逐步替代G7，成为国际间反危机的主要协调形式。这一协调机制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主权国家政府间通过政策协调形式来共同应对周期性危机，本身反映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加深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经济周期的趋同实际上是国别宏观经济波动的外部性表现。因此，避免一国经济周期因素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共同任务之一。

　　第二，以G7或G20形式来进行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说明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缺乏全球治理外部性问题和反危机的协调机制。这意味着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与经济全球化不相适应的制度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G7和G20在治理经济周期的外部性方面，是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制度外的补充，类似的补充机制还体现在对全球大气污染的外部性治理上。

　　然而，在这次的疫情叠加衰退的全球危机面前，上个世纪70年来形成的反危机协调机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目前各国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措施来看，越来越依赖于人员流动的控制和隔离。这种人员流动的控制在国别基础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停摆，而在国际层面则造成的要素的全球流动的中断和全球价值链的脱钩现象。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西方主要国家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全球价值链延伸的趋势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在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体系中，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逻辑会被全球资本扩张的逻辑所制衡。因此，近些年来全球价值链延伸趋势上的趋缓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的调整和重塑，而不是碎片化的国别基础上的价值链的替代。

　　然而，在应对此次危及全球的新冠病毒过程中，如果人们看到了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在治理全球外部性方面的上述制度缺陷的话，世界经济的参与国对经济全球化评判标准就会从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民生安全的考量。在这种情形下，全球要素流动的中断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就不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而将从长期趋势上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也会被碎片化的、以国别为基础的价值链所替代。这种冲击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不是以十年为周期的阶段性标准所能度量的，而很可能需要用半个世纪甚或百年变迁为历史坐标来审视世界格局的变动。所以，作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补充形式的反危机政策协调机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在治理全球化外部性上的制度缺陷，那么，仅凭现有的协调机制和政策手段是很难应对此次疫情叠加衰退全球性危机的。

　　2．在现存的反危机协调机制的政策工具箱中，传统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从总需求角度对经济周期经济性逆向操作。但是，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过程中，外生冲击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均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打击，这必然会影响到反危机政策的效应。

　　从货币政策来看，近30年来，每当周期性危机出现时，各国银行也都从流动性角度考虑，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金融稳定来维持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这种货币政策协调，在以往的反危机过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明显地呈现出了效应下降的疲态趋势。2008年危机以来，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的企业债务率在不断攀升，金融市场的泡沫已经成为维持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美联储在量宽货币政策中已经进行了非常规的市场操作，其行为已超越了中央银行的职责范畴。而在此次的货币政策中，美联储又从“量宽”发展到“无限量宽”，试图用货币政策的极限操作向市场输入流通性来维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然而，这次美国金融市场的剧震并非流动性短缺而导致，而是由于对新冠疫情失控的恐慌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重度下挫，进而大幅度消灭了流动性。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疫情对生产活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仅凭各国央行在流动性注入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恐怕也很难制止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金融动荡。

　　在财政政策方面，每轮反危机过程中，美国都会产生出新一轮的国债规模扩张高峰，而美国国债的购买者主要是美联储、各国主权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因此，美国的财政刺激的实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依赖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操作。而近些年来，反危机中美国国债更多的是被各国主权基金作为美元资产而持有，这样，美国的反危机财政刺激的成本无疑会在各国之间进行分摊，这就不难理解，在每一轮的全球性问题到来之际，美国都会积极地启动G7或G20形式的政策协调机制来共同应对危机。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操作是，尽管此轮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美国同样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两万亿的财政刺激规模已超过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但是，美国迟迟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领域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政府这种异于常态的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在短期中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一个简单的逻辑可能是，在不合作的情景下，美元仍然具有较强的避险属性，美元资产仍然是各国主权基金的主要选择。美国国债非居民持有的格局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不合作政策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也许是美国政府最想看到的结果。如果退一步讲，在此次危机中，由于美国的不合作政策，导致各国主权基金改变原有的美元资产配置的比例，那美国也可以用“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来辅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无限量宽”似乎已为此轮不合作的反危机行为做了政策准备。只要美国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效应稍好于其它主要经济体的话，美国国债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优势仍然能体现出来，各国主权基金对美元资产配置的比重会随着反危机进程的推进而重新恢复。

　　但是，美国的这种不合作反危机逻辑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是很难成立的。第一，如果此次危机改变的是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话，那么国际贸易萎缩结果是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求的下降。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的趋势会在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中被逆转。第二，针对抗疫过程中出现的世界经济的停摆而言，在短期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用国内的价值链迅速地替换全球价值链。美国在这方面并不具备经济结构的任何优势。如果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很可能与外围新兴经济体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经济结构的劣势。因此，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取得比其他经济体更好的效果。第三，基于上述两点分析，在美国实体供给层面不能迅速的好转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加“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在美国经济社会中已经消失多年的通胀局面。以此判断，不合作的反危机政策，也许只是美国政府在疫情初始阶段短期的试错尝试而已。

　　3．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其传导途径是“公共卫生事件” → 公共管理的应急 → 经济活动的停摆 → 经济增长出现下降的拐点 → 反危机应急。这一传导路径在国内层面产生了控制疫情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决策制衡；而在国际协调的反危机层面上，也要求反危机的政策与公共管理政策上进行统筹。然而，G20的反危机协调在这方面既缺乏经验也缺乏现存的制度安排，这使得目前国际间的反危机协调很难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和政策实施的发力点。

　　疫情叠加衰退呼吁多边反危机协调新模式

　　尽管现有的国际反危机协调机制在此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面前面临着多重挑战，但是全球共同的抗疫和反危机的需求仍然存在。首先，从总体上讲，疫情蔓延威胁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必须依赖人类共同的智慧和力量来进行应对。其次，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疫情还是经济周期的外部性，都确定了任何一国的单边手段，都无法控制外部负效应的全球传导，这也提出了全球进行应急合作的客观要求。第三，从价值链角度看，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国别价值链对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因此，在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面前，差异性的制度并不能体现出各自的优势。走向协调合作也许是面对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面前各国政府的最终的理性选择。第四，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时间上存在前后差异，在国别空间上也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也为此次反危机提供了合作协调的可能和空间。

　　为了克服现存国际协调机制在应对此次危机时所遇到的困难，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协调机构的创新方面进行合作。由于此次危机是从公共卫生领域向经济领域蔓延，因此，现有的公共卫生的国际协调机构应该加入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评估的指标，以便为各国经济决策部门能在抗疫和经济增长的权衡取舍的过程中找到最优的平衡点。同时，现存的反危机政策协调机构，也应该加入公共政策的协调机制，通过公共应急政策的管理来消除社会对疫情不确定的恐惧，来恢复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当然，从这次疫情叠加衰退的危机过程中，我们更应该重新审视存在国际经济秩序在处理全球外部性事件中的制度缺陷，以全新的全球治理的理念来改革现存的国际机构秩序，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

　　在创新反危机协调的新模式方面，除了在理念上长期准备之外，迫在眉睫的是在全球疫情尚未控制，全球反危机缺乏协调切入点的现实面前，排除认知和资源约束上差异的制约，尝试在一些具体的领域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

　　首先，此次危机的源头来自于公共卫生领域。因此，国际合作和协调也应该从该领域入手，加强信息合作和交流，为今后制定复工、复航制定统一的国际宏观控疫和微观健康标准，为避免后疫情时代可能出现国别、种族和制度性歧视，制定新的国际规范。

　　其次，此次疫情中出现的经济停摆，造成物质供给的结构性短缺，需要通过国际协调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应急配置和物质的应急调度。特别是在与抗疫相关的医用物品，急需各国政府的通力合作和协调。目前民间的应急反应和市场的自发调节，非但未能缓解、反而加剧了各国间的抗疫物品的结构性短缺现象。

　　最后此次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冲击在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各国目前也都分别从财政上给与了各自企业进行补贴和降负支持。这种政策从国别基础上能够稳定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不发生动摇。但是除此之外，国际间也必须针对此次疫情的影响，对国际贸易以已签订而未能履行的合约的仲裁、赔付、以及延期支付等问题采取协调，以国际统一的标准来应对全球性外生冲击给微观企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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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慧芳